外文系四年瑣憶 – 潘卓明 (看全文,请点击标题)- Post:TYP

外文系四年瑣憶
—國立台灣大學四年(選錯行、走出路)—

以往女生讀大學的較少,能考上台大的更少,因此台大女生有如天之驕子,備受注意及追逐。若干無聊的男生,失意失望之餘,對女生喊出「一年嬌,二年傲,三年拉警報,四年沒人要」的咒語,沒想到也成男生對自己的警語!四年,太短了,也太快了!眨眼間就溜過,並消失了!

一年級新鮮人(Freshman):

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迅速,很快暑假就結束了,八月下旬某日清晨拜別父母,帶著一只小皮箱和一床又小又舊的棉被,跟隨小學同學林憲男搭乘清晨五點半左右,由台南站出發的火車北上,大約坐了十二個鐘頭,在下午五點半才抵達台北。當晚住在林憲男同學的表兄,也是鹽埕同鄉王金坤先生的宿舍裡,第二天就到羅斯福路四段台灣大學校總區報到,並即參加為期兩天的新生訓練,緊接著就辦理註冊入學。註冊時認識一位來新竹中學畢業的同系同學李清源,並很快地決定跟他在校總區附近公館的萬盛街合租一個房間,但是後來他因健康關係決定休學回家靜養,而我也申請到學校宿舍,搬進台大第七宿舍去,因此我跟李清源同學的結緣相當短暫,只是寥寥幾天!

第七、八宿舍專供大一新生居住,矗立在台大實驗農場的原野中,距校總區約半公里,步行只需十幾分鐘,上下學相當方便。第七宿舍住的是文學院、理學院及工學院的新生,第八宿舍住的則是法學院及農學院的同學。二年級時,理、工學院同學搬到第五、六宿舍,法學院同學搬到徐州路第四宿舍,農學院同學搬到第十宿舍,文學院少數同學搬到第九宿舍(當時第九宿舍已逐步改為研究生宿舍),多數則搬到溫州街第一宿舍。第七宿舍為木造的二樓建築,樓上、樓下只有一座樓梯,一、二層的樓梯口左右各有六間寢室,上下共有二十四間(每間寢室可住八人),另有軍訓教官及工友的房間各一間;此外,大樓左邊有公共廁所,右邊有公共澡堂及餐廳。起初,餐廳曾有人承包經營,但因當時同學都很節儉,早餐都只買個饅頭或燒餅,配上一杯白開水或泡一杯脫脂奶粉,很少去餐廳吃早餐,而且大多同學都是早出晚歸,所以午、晚餐生意也很清淡,因此餐廳不久即告歇業關閉;此外,夏天大多數同學都洗冷水澡,冬天雖有熱水供應,但因須自行付費,故生意也不佳,原來每週供應三次,最後也不得不減少為二次。

當時我搬進第七宿舍二○二寢室,八位室友中,陳達及王甯之二人來自台中市,王高津、王憲陽及楊忠益三人來自台南縣,而劉樂凱、蘇永波與我是台南市人;又八位室友中,王高津、王憲陽及楊忠益三人是台南師範同班,劉樂凱、蘇永波與我三人是台南一中校友,陳達及王甯之二人則是台中一中同學;此外,劉樂凱、陳達及王甯之三人是數學系,蘇永波及楊忠益二人是土木系,王高津與我是外文系,王憲陽則是中文系(大二時,劉樂凱轉入物理系,王高津轉讀商學系會計銀行組)。由於八個人有同鄉、同校及同班之誼,故一年中相處得非常融洽愉快,大二以後,八人各自搬到不同宿舍,後來蘇永波、楊忠益、劉樂凱、陳達及王甯之等五人又相繼赴美留學,而失去聯繫,但是王高津與我則一直常相往來,並成莫逆之交。

民國五十年代,台灣經濟尚未起飛,大多數的生活都相當清苦,五十一年入學時,八位室友中就有四人,每月領取新台幣一百五十元的「清寒獎學金」,我就是其中的一位,並連續領取四年,直到五十五年畢業為止。那時住校生每月飲食加上零用金約需四至五百元,每月一百五十元獎學金雖然不敷生活,但是確實不無小補。母親不識字,但記性特別好,總是在每個月底,就請託社區郵政代辦處的柯河山先生給我寫信,並以現金報值方式,把下個月的生活費一起寄下,直到我大三找到家教工作,可以自給自足為止。當時家境不好,因此大一時我的生活非常節儉,早餐大多只是一個饅頭,配上一杯熱開水而已,幾次聞到室友泡著香噴噴的脫脂奶粉,既羨慕又心酸,常強忍淚水與口水奪門而出,那份感受確非禿筆所能描述!至於午、晚餐也都相當節省簡單,每餐都以四至五元為度,直到升讀大三以後,每月一百五十元「清寒獎學金」外,又有五百元的家教津貼收入,三餐飲食及衣著才漸獲得改善。

住宿舍期間,儘管早出晚歸,但是與室友仍有很多相處的時間,尤其是晚上就寢前及週末假日,常會碰頭交談。中文系的室友王憲陽同學,是新詩名作家,跟王高津同是南師畢業,曾任小學教師三年,有較深的涉世經驗,當時他已有一位很要好的女友,常見他端坐在書桌前寫情書,更常見他搔首苦思詩句,偶而也會聽到他傾吐痴痴等待情書的苦悶!王高津同學聰明又用功,家境及閱歷早已使他領悟用功讀書的重要,並對未來做好長遠的規劃。他在大二時轉到商學系會計銀行組,畢業後考進台灣銀行工作,後來考上省營機關人員公費留學考試,從美學成後返回台銀服務,又腳踏實地步步為營,歷任駐洛杉磯及紐約分行經理,最後榮升台銀總行副總經理,退休後又被高薪禮聘為高雄銀行董事長,一路走來平順得意,這跟他謙遜踏實的個性當然息息相關!此外,學打橋牌也是住宿時留下的另一深刻回憶!當時數學系的室友陳達同學是橋牌高手,入學後就加入台大橋牌社,並被選為校際比賽的選手,在他熱心指導下,室友蘇永波、劉樂凱、王寧之與我四個橋牌門外漢,居然都很快地學會簡單的叫牌,並經常在寢室熄燈後,跑到餐廳挑燈夜戰,最後甚至大膽報名參加宿舍舉辦的橋牌比賽。橋藝是一門很艱深的學問,對待人處世有很大的幫助,確實值得菁菁學子學習賞玩。

原來以外文系為第一志願,只是希望進入大學後能加強英文的閱讀能力、英語的聽講能力,以及英文的寫作能力,並學習第二種或第三種外國語文,以備畢菐後工作上的需要。不知其他同學是否跟我有相同的認知或看法?以個人的經驗及看法,台大「外國語文學系」最好改名為「英文文學系」,使名副其實,因為其該系主要課程都與「英文文學」相關!雖然研讀英文文學必然有助於英文閱讀能力的加強,也有益於英文寫作能力的提升,但該系課程以研讀英文文學為主,應是出乎許多同學的意料!大一課程除了「理哲學」及「哲學概論」兩科可任選其一外,其餘「國文」、「大一英文」、「英文會話」、「西洋文學概論」、「西洋通史」、「中國近代史」、「三民主義」、「軍訓教育」及「體育」等九門都是必修科。其實,上述九門除了「英文會話」及「西洋文學概論」兩科,是與外文系較有關連的必修科目外,其餘七科都只是通識科目。那年大專聯考台大外文系共招收本地生七十二名,加上港澳、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印尼、越南、新加坡及印度等國的僑生五十幾名,全班共一百二十多位,基於教學效果與男女性別的考慮,「國文」、「大一英文」、「英語會話」、「三民主義」、「軍訓教育」及「體育」等六科分為二至四個小班,其餘「西洋文學概論」、「西洋通史」及「中國近代史」等三科則全班一百二十多人一起上課。上述九科中,除了「理則學」及「西洋文學概論」較新奇外,其餘七科都只是高中課程的延續或加強,談不上喜歡或討厭。但是,「西洋通史」、「中國近代史」及「三民主義」等三科的複習及加強,對我個個人後來參加多項考試,確有莫大的裨助!

考上台南一中後,我就相信「勤能補拙」,而考上台大外文系以後,更深信「天下無難事,只要努力,一定可以成功」。有了這份信念,對前途當然益增信心!但是就讀外文系後不久,發現外文系編排的課程,大多偏重文學研究與創作,實用的課程相當少,而我既無文學細胞,對文學又毫無興趣,勉強就讀畢業後,最多只能應徵去貿易公司上班,或應聘去擔任中學英文教師。當時正流行著:「來來來台大,去去去美國」,一因家無恆產,二因就讀文科的不易申獲獎學金,出國留學幾乎是毫無可能,後來想到既然就讀外文系,畢業後倘能憑藉外國語文的專長,去從事外交工作,生活既較安定,出國服務又可增長見聞,似是一條不錯的出路。因此,大一那年起,就積極朝向投考外交官的方向努力,並在次(五十二)年春參加外交領事人員高等考試的檢定考試。

「國文」科的老師是葉慶炳副教授,採用史記為教材,當時葉副教授年輕未婚,教學很認真活潑,講課解說之外,偶而會指定全班同學使用白話文,並憑自己的想像去改寫史記課文的情節場景。當時有幾位同學的文采,想像力及文學素養,曾得到他的推崇及褒獎。可惜,那幾位同學有的轉去商學系,有的畢業後改讀社會學或圖書館學,而未繼續在文學領域追逐發展,以致未曾大放光彩!葉副教授於民國五十六年升任教授,六十八年至七十四年,兩任中文系主任兼所長,七十七年六、七月復暫代理系務,迄七十九年退休。先生治學嚴謹勤奮,編著《中國文學史》、《晚鳴軒散文集〉、《晚鳴軒愛讀詩》及《晚鳴軒愛讀詞》等書,並編撰《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及《中國古典文學論叢》,另與當代學者專家合作創辦《中外文學》、《文學雜誌》及《文學評論》等雜誌,舉辦「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並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及「臺大中文系教師助學金」,對中外文學交流的貢獻以及對學生的關愛,都很令人懷念與景仰。

我的第一個英文名字Penn,是「英文會話」課老師白靜明修女幫我選取的,這大概與我潘姓的發音有關,但是到了四年級,記不得是因何何故,我就自己改為Gilbert,,並使用至今。大一那時的環境與現代相當迥異,很少聽講英語,更很少有機會接觸外國人,因此大多數同學的英語聽力都不是很好,講起英語來更是膽怯靦腆。當時除了來自馬來西亞及香港,並從英語學校畢業的僑生,以及一位同學名叫張凱的本地生,聽力較佳並講得較流利外,其他同學都相當吃力。張凱同學英語發音相當正確清晰,也喜歡發表高見,但是那時他常自言自語,並常自我傻笑,而且狀況日益嚴重,二年級時終於辦理休學,但是他後來復學了,晚了我們兩年,於民國五十七年畢業。「英文會話」之外,「大一英文」及「西洋文學概論」兩科,分別由不會講國語的美國籍修女Michille及神父O’Hara負責講授,經過一年的磨合與適應,英語的聽力進步了,但是因對話的機會不多,因此大多同學還匙有「愛在心裡口難開」!

另外,「大一英文」是由美國籍Sister Michille教授,她是一個非常漂亮、聰慧仁慈,但很勇敢,而且頗為叛逆的女性。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大一英文」課快要結束前,她突然發給我們一篇題為“IS GOD DEAD?”的文章(取自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出版的TIME雜誌),並要求我們一一發言討論。可惜,當時大多數同學對宗教的認識不深,英文表達能力也不是很好,故未引發有力的迴響。畢業不久後聽說Sister Michille還俗了,並且與系圖書館管理員孟祥軻君過從甚密。民國五十六年服畢預官役,進外交部工作時,她還留在台北,有一次在公共汽車上看見我,她竟然還叫出我的英文名字Gilbert,並開玩笑說我不該再臉紅了(按:大一時每被叫站起來回答問題時,我常因害臊而滿臉通紅)。她還俗的重大轉變是否與上述“IS GOD DEAD?”乙文有關不得而知,但是當時她身為修女,竟然公開討論「上帝死了嗎?」,似乎已意味著她對信仰的重大懷疑!

「西洋文學概論」是法學院社會學系郝繼隆神父(Father O’Hara)講授的,上學期講授希臘神話,述說希臘宙斯(Zeus)、赫拉(Hera)、雅典娜(Athene)、阿瑞斯(Ares)、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阿波羅(又名福波斯Apollo、Phoebus)、阿耳忒彌斯(Artemis)、阿佛洛狄忒(Aphrodite)、赫爾耳默斯(Hermes),以及赫斯提亞(Hestia)諸神的關係、個性與特殊能力;下學期則講授聖經,介紹新舊約著名故事及諺語。上述希臘諸神以及聖經故事,腦裡毫無文學細胞的我,雖曾為考試強記背誦,但是事隔四、五十年,早已如煙消雲散,不復記憶!然而Achilles’ heel(致命弱點)及The Ten Commandments(十誡)則仍深烙在腦板上!時至今日,年逾七十的我以及內人仍分別信奉道教及佛教,而女兒與兒子則都已受洗,改信基督教,但是我對聖經的興趣與嚮往則仍未遞減,十數年前在巴哈馬工作期間,曾花費四十二塊美金買下一本精裝的英文聖經,但願有生之年能好好加以研讀一番。

「西洋通史」及「中國近代史」是外文系一年級的共同必修科,全系一百多位同學一起上課,「西洋通史」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李邁先教授兼任,「中國近代史」則由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講授「中國外交史」的徐家驥教授兼任。李邁先教授與徐家驥教授身裁都很高大魁梧,李邁先教授年輕和藹,徐家驥教授則較嚴肅,但兩人都深受同學喜愛與尊敬。李、徐教授每堂課都帶著花黃的筆記,像放留聲機一樣,照本逐字宣科,同學們則一一俯首速記,深怕有所遺漏。當時曾有一位同學開玩笑說,曾把他兩人的笑聲及咳嗽聲一一記了下來!其實,中、外歷史是大專聯考乙組的必考科目,因此「西洋通史」及「中國近代史」,對考上台大的我們來說,只是初、高中「外國歷史」及「中國歷史」的延續與複習。李、徐二教授有幸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打起成績來當然相當寬鬆,未曾分分計較,甚至大方奉送高分,這也是他們深受同學歡迎與愛戴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洋通史」「中國近代史」及「中國近代史」,對我個人來說確實相當重要,因為「西洋通史」是後來我參加「史學方法學門」公費留學考試的專業科目之一,而「中國近代史」既是後來我參加外交行政人員普通考試的科目,又與後來我參加外交領事人員特種考試專業科目之一的「中國外交史」極為近似,因此,我對這兩科下了較深的工夫,也因而受益良多。

殷海光教授的「理哲學」以及方東美教授的「哲學概論」是外文系一年級生,二選一的必修科。當時對哲學毫無概念,只覺得它是一門很玄不易弄懂的學科,因此選修「理哲學」。那時對殷海光教授認識不多,但上課幾週後他就突然不再來了,並換由一位數學系的講師洪成完改教「數學邏輯」。後來聽說他因故被迫暫停教學,但仍然可在校園中或在文史學會舉辦的演講會中看見他的身影。那時他已受限制,既不可教課,也不能應邀演講,但是文學院幾個學生社團舉辦學術演講會時,他仍常出現在聽眾席間。幾次聽講學生提出問題,由主講人回答後,演講會的主持人或聽講的學生,則常有意無意地敦請坐在聽眾席上的他加以評論,而他就像被迫似地站立起來高談闊論,並迅即得到轟動的掌聲。回想當時的情景,不但可深切體認台大的自由校風以及台大人的風骨,甚至可從中察覺當時台大人對付「有關當局」的高招,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此外,大二時某一天,上完體育課後,在運動場附近不期而遇殷海光教授,記不得是因何緣故,向他問起教育問題,那時他答得非常含蓄,只說學生就像馬戲團豢養的猴子,聽話的有香蕉吃,不聽話的不只沒香蕉吃,還得挨棍子!畢業前很高興買到他的大作「中國文化的展望」上、下兩冊,但不久那兩本書就被查禁了。畢業那(民國五十五)年七月間聽說他已被台大哲學系解聘,改任教育部委員,次年罹患胃癌,不幸兩年之後,自由主義的一代大師就溘然長逝,時僅五十歲,確令很多人無限遺憾、懷念與景仰。

一直以來,「三民主義」就是我的最愛,原因是從小對國父 孫中山先生堅毅不拔,歷經十次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事功至深感佩,也是高中畢業時再倒時的推介下,毅然決然加入中國國民黨的重要原因。外文系一年級,「三民主義」還是必修科,因高中時對三民主義就很感興趣,就讀逢甲工商學院時又有得獎的記錄與榮譽,故大一時對這門課當然更加用心,除了曾到牯嶺街蒐尋買到「國父全集」,以及任卓宣(葉青)、羅 剛、胡 軌、周世輔、張鐵君、周開慶、羅時實、袁世斌任卓宣(葉青)、羅 剛、周世輔、張鐵君、周開慶以及羅時實等教授專家的許多相關著作外,並常在課後向袁世斌教授提問請教,結果大一結束時在袁世斌教授的肯定與推薦下,又獲得民國五十一學年度大專院校「三民主義獎學金」。前後二度得到該項獎學金,既無前例,也乏後例,當然是我一生難忘的榮譽!

大一及大二每週一小時的體育課,是我很喜愛的一堂課,至今仍常懷念不已。體育老師林承謀講師,是國立師範大學体育衛生教育系畢業的,後來成為國內很有名的籃球國際裁判,每次電視台轉播國際籃賽時,都會看見他的身影,既感親切,更常為他感到驕傲。林老師教學認真靈活又風趣,絕不像有些體育老師敷衍了事。每次上課開始,他總會帶着大家先跑操場兩三圈,而後做體操及伏地挺身,以活動筋骨,最後才分組玩球,任由每人挑選籃球或足球等活動。他打成績時,除注重上課的勤隋,並訂定相關標準,如伏地挺身以三十下為基準,五十下為滿分;單槓引體向上以六次為標準,十次為滿分;至於籃球投籃及足球射門也設有一定標準。記得當時黃顯意、余光久及我三人曾得到伏地挺身及單槓引體向上兩項考試的滿分成績。可惜,五十年後的今天,伏地挺身的運動雖尚能做個二、三十下,但是單槓引體向上的動作,已只能望天長嘯!

毎週一節的軍訓課規定須穿卡其色制服,西裝上衣的胸前口袋,雖然繍著足以炫耀的「台大」二字,但是進大學後最不喜歡的,應該是卡其色的衣褲!因為從小學、初中到高中,大多穿着代表學生身分的卡其色制服,上了大學表示已是長大成年了,除非不得已,當然不喜歡再穿那被認為是小孩了子的學生製服!軍訓課教官是李廣成中校,他原任私立逢甲工商學院首任少校軍訓教官,翌(民國五十一)年晉升中校,並轉入台大,擔任文學院軍訓教官,並兼任男生第七宿舍的舍監。李教官是山東人,高大碩壯,頗有軍人氣慨,個性溫和爽朗,上課相當用心,準備簡明教學掛圖外,講授內容豐富充實,顯見都有非常充分的準備!第一學期他講授「戰爭」時,經常引經據典,一會兒講到克勞維斯,另一會兒提到孫子兵法,並引據中外著名戰役,加以證朋闡述,講授內容可說是相當精釆,應該予以肯定!可惜的是,軍訓課排在午後第一節,大多數同學常閉目養神,甚至夢見周公,未能專心聽講,正所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就讀外文系不久,即思索未來出路,當時出國風氣甚熾,外文系畢業出國留學,像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自忖家境狀況,出國留學的機會確實不大,心想畢業後就業,擔任中學英文教師,或從事對外貿易工作,雖然都是安穩不錯的工作,但是倘能從事外交工作,生活既較安定,出國服務又可增廣見聞,應是很可行的出路,因此大一起,就朝着投考外交領事人員的道路邁進,並於下學期報考外交領事人員高等考試的檢定考試。檢定考試只是考試資格的認定,考試科目共有六科,及格科目的成績可以保留五年,換句話說,在五年內六科能全部及格,就算檢定考試及格,並獲得及格證書,並被視同大學畢業,可以報名參加高等考試。由於二度參加大專聯考,對史地及三民主義都下了一番工夫,加上中國近代史及三民主義都是大一的必修課,故首次報名參加檢定考試,就很幸運地通過了國文、英文、史地及國父遺教等四科,成功滿足的經驗,不禁使信心大增,並對未來抱持無限的希望。俗云:「好的開始,就是成功一半。」大一時就立志從事外交工作,雖然是相當偶然,但是數十年如一日,並未曾懊悔!

我的學號是五一一二六八(511268),前二碼「五一」(51)代表「民國五十一年」考入的,第三碼「一」(1)代表「文學院」,第四碼「二」(2)代表「外國語文學系」,最後兩碼「六八」(68)代表大專聯考成績的排名。那年聯考外文系共錄取七十二人,我的成績排是第六十八名。但是,當年退役(伍)軍人及其他具有特殊身分人士,參加聯考都有「加分」的優待,百分之四十至二十不等,那年錄取七十二人中,共有六人具有退役(伍)軍人身分,故我的成績實際排名,應該比第六十八名要好些!一年級時有些課是全班一百多人一起上課,如「西洋文學概」,「西洋通史」及「中國近代史」;有些課分成兩班,如「國文」;有些課則分成三班,如「大一英文」;甚至有分成四班者,如「英語會話」。此外,「理則學」及「哲學概論」則各一班,外加若干他系同學;而「軍訓」課則男女分班,又「體育」課男女分组班外,又各分為兩班,又外加若干他系同學。由於我的學號是第六十八號,故每次分班不是分在第二班,就是在第三班、因此那時都謙稱是「後段班」的,並戲稱第一班同學為「前段班」的!事實上,「前段班」同學以出自北一女及北二女者居多,氣勢確實非凡,在「一年嬌、二年傲」的一、二年級時代,身為「後段班」的我們,的確不無相形見拙的的感覺!

王高津、白陽、林繁男及我同屬「後段班」的,大多分在同班,上、下課常在一起,故成為莫逆之交!王高津是台南巿師範學校畢業,當了三年國小老師後,才考上升學。他聰慧用功,二年级就轉到商學系會計銀行組,畢業後考入台灣銀行服務,按步陞遷,其間曾考上公費留學考試,赴美深造並獲碩士學位,回國後歷任分行副理及襄理,並出任該國內分行,以及駐洛杉磯與駐紐約辦事處經理,後來榮陞台銀總行副總經理,退休後又被網羅出任高雄銀行董事長,以及聯合銀行獨立董事等職。與王高津同學相處只有一年,他轉系後與我仍常有連络,五十多年來從未中斷,早年同在國內服務期間,無論在台南或台北,我們經常相約聚敍,甚至他外派洛杉磯服務期間,我自西雅圖調往南非時曾趁機路過探訪,後來我奉派在巴哈馬工作時,他也曾特地携眷從紐約去看我們!白陽自大二起至畢業止,三年跟我同住男生第九宿舍第一○四室上、下舖,上下課、吃飯、洗澡及睡覺都在一起,相知相惜,親比弟兄。白陽天資聰穎,生性淡泊,極有文學天賦,可惜考運不佳,畢業那年外研所落敗後,即接受母校花蓮中學校長的延聘,返校擔任英文教席,並就近孝養年邁雙親,後來曾升任該校訓導主任等職。民國九十三年初秋,呂武吉夫婦返國省親,曾邀與林繁男及我共六人,聯袂前往花蓮訪晤白陽夫婦,那時只知他胃部開刀,但不疑有它,沒想到次年仲夏,就接獲他的噩耗,偕同繁男趕去參加追思禮拜。在學校時,林繁男雖然沒跟我住過同寢室,但上、下課、讀書及吃飯都在一起,畢業服役後又在台大校總區大門口前「同居」三年,朝夕相處,後來因工作關係常年漂泊海外,但是每次奉調返國工作時,仍常相往來,退休後雖然分住台北市南、北二地,然而心靈始終相通,並過從甚密!以上三人是大一時幸運認識並結交的知己。

大一暑假,先是留在台北,繼續研讀外交官高等檢定考試的功課,由於四月間首次報考,已幸運通過國文、英文、史地及三民主義等四門共同科目,只剩下憲法、國際公法及經濟學等三門專業科目,因此利用寒暑假研讀,希望明年四月第二次
報考時能全部及第。八月初,報名參加救國團主辦,為期兩週的「馬祖戰鬪營」訓練。依規定時間到基隆港口報到後,當然隨即上船出發,當時未有同學同行,興奮的心情,使我孤獨地躺在甲舨上,仰望著皎白的月亮,月色海水相互輝映,事隔五十年,仍彷彿在眼前!次日黎明前扺達馬祖南竿港口,時值低潮,大型「運輸艦」無法靠岸,須在離岸稍遠處停泊,又因船身過高,須先爬梯下船,趁著波浪使兩船靠近時,跳入中型的「補給艇」上,而後轉搭小型「登陸艇」上岸。由於那時天色未亮,波浪起伏又大,船身晃動不已,女性學員膽小,從「運輸艦」上爬下跳入「補給艇」時,幾度差點發生掉入海中的危險鏡頭,平添大家緊張的情緒,更留下學員深刻的印象與回憶!平安上岸後,一夥卅六人即換上戎裝,不明究裏的人,可能會誤以為是那裏抓來的「童子軍」!前後兩個星期的軍事管理與操練,大為都晒黒長胖了。其實,我們是一夥少爺兵,穿着雖是軍服,過著則是非常悠哉的生活,吃住都受到高規格的招待,負責管理接待的官兵都把學員視如子女兄弟,可謂百般呵護,對我們的安全與生活照顧更是無微不至!兩週間,白天雖有一、兩個小時的操練,實際上是觀摩學習居多,其餘時間則是安參觀訪問活動,旨在使大家體驗前線官兵的生活與辛勞。為了感謝官兵的辛勞,並鼔舞他們的士氣,戰鬪營的伙伴們有似當年的勞軍團,曾二度利用晚間賣力演出歌舞,帶給前線官兵些許的歡樂,並表達大夥備受照顧禮遇的感激!

 

二年級摸索人(Sophomore):

升入大二時,白陽跟我二人幸運抽到籤,從第七宿舍搬入第九宿舍的一○四室。第九宿舍距校區只定一路之隔(現已折除改建),距文學院步行約僅五分鐘,上下學相當方便,原來是文學院同學的宿舍,但是五十二學年度起改為研究生專用宿舍,每個寢室只住四位研究生。那時研究生人數不多,還空有若干床位,故又分發給文學院大學部的少數同學。那時一○四室室友另有中文系的學長許進雄(非常用功,經常坐在書桌,看書或研究甲骨文,書桌上擺著一套中國二十五史,由此可見他後來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成就絕非偶然的。畢業後留學加拿大,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擔任中文系教授,是甲骨文權威學者)、章景明(是天才型的,非常聰朋,但上課或讀書的時間不多,常看他躺在床上看小說,但得的大學學士、碩士,又讀到中文系博士學位,後來又擔任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也可以證明他的聰明與才氣),以及黃啟方(聰敏、多愁善感、愛新詩,大學時常寫作,中文系碩士,後來擔任台大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長及訓導長),外文系長李居墅及張春培,以及歷史系林振興等六人。

升入二年級註冊前,我曾一度考慮轉到法律系,並且填好轉系申請書,但是轉系申請截止日當天,遍尋宿舍寢室床頭及書桌抽屜各處,都沒找到填妥的申請書,故無法在截止時限前送岀,最後只好放棄申請。事後始終未見那申請書出現,可能是我自己弄丟了,也可能是哪位同學不希望我轉系而「偷走」了,但至今仍無答案,是天意,是命運嗎?誰能告訴我?大二考過外交領事人員高考的檢定考試後,我也曾自修民法及刑法總則,認真讀過王伯琦教授的〈民法總則〉以及韓忠謨教授的〈刑法總則〉等書,並在大三下學期參加司法官高考的檢定考試,結果通過了國文、憲法及政治學等三科,本來希望在大四時能全部及格,以便參加司法官或律師高等考試,當時買齊了民、刑法各科參考書籍,如鄭玉波教授的〈民法債篇總論〉與〈民法物權〉,戴炎輝教授的〈民法親屬〉與〈民法繼承〉以及趙琛教授的〈刑法分則〉等教科書或參考書,後來大四時因準備參加政大外交研究所入學考試,畢業服兵役時參加外交行政人員普通考試,役畢進入外交部部後,既參加外交領事人員特種考試,以及二度參加公費留學考試,以致把司法官高考的檢定考試拖延下來,最後因感於自已生性較富感情,怕從事司法工作易受情感左右而失去公正,幾經慎重考慮,最後終於忍痛放棄初衷。說實在,法律課程確是我的最愛,此生走上外交之路雖無遺憾,但是沒有走上法學研究,則是一生的缺憾!!

大一的班代表是由系狀元,也是當年大專聯考的乙組狀元郭正彥同學擔任,他讀了一年外文系,第二年就轉到丙组的農學院農業化學系去了。大二開學後改選班代表時,突然有人提名,要我跟另一位同學朱育仁競選班代表,在舉手投票選舉前,有人說全班一百二十多人,又是分班分組上課,彼此認職不多,甚至只知其名不知其人,故要求兩位候選人先行上台亮相,並簡單自我介紹。當時主持改選的是軍訓教官李廣田中校,他認為多數同學對候選人既不熟識,除了自我介紹外,最好候選人也能發表政見,以符民主程序,並供同學參考。朱育仁是台南師範學校畢,曾擔任小學教師三年,講課經驗豐富,故上台後,神色自若,侃侃而談,毫不畏懼。反之,我生性害羞,少有上台經驗,又臨時被叫上台,未有心理準備,故上台之時,詞不達意,不知所云,與朱育仁同學比較,相形顯然見拙。但是舉手投票結果,竟是我高票當選!後來才知得到高票,是因很多同學認為我「一臉老實」,較為熱心誠懇之故!擔任班代表期間,除了例行工作外,曾舉辦一次舞會,因我不會跳舞,因此情商副班代表丘民光同學替代開舞。此外,又擧辦四次郊遊,第一次是騎腳踏車去木柵指南宮,第一次是去碧潭烤肉,第三次次去東北角海岸野柳玩,最後一次是去爬獅頭山。

除了擔任班代表外,最感榮耀的是二年級下學期,民國五十三年四月下旬,再度報名參加考外交領事人員高等考試的檢定考試,果然在兩年內六個科目全部及格,取得參加高考的資格。放榜次日,各大報都刋載榜單,不但驚動外文系上、下屆的同學,聽說也引起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同學的注意,甚至有人下令對我封鎖,不得對我提供報考外交研究所的任何資訊,或借給上課的筆記等。後來發現高考已取消外交領事人員乙類,有志從事外交工作的人,必須報考「外交行政人員普通考試」,或「外交領事人員特種考試」,但因特考需服役後才能報考,故大三起,除了準備司法官及律師高等考試的檢定考試外,一方面準備將來參加特考,另一方面則準備政大外研所的入學考試。外交領事人員高等考試的檢定考試及格,使我從此踏上外交之路,因此大二可說是我一生的轉捩點,從此踏上外交之路,於民國五十五年畢業後服預備軍官役時,參加全國外交行政人員普通考試及格,並於次(五十六年)年進入外交部服務半年內,就連闖三關,一舉考上外交領事人員乙種特種考試(相當高考)!

考上初中,接觸英文後,就對英文很有興趣,但當時並不很用功,上了高中後,受到許耀宗及耿金斗兩位老師的啟發,才下了工夫。這是我後來選擇就讀外文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實其,我既無文學細胞,對文學也毫無興趣,但對英文文法則情有獨鍾。民國五十二年夏升讀大二,上卓貺來教授講授的「英文文法與修辭」時,非常用功,上課注意聽講外,下課常跑圖書館洽借相關書籍,另曾蒐購國內外出版的文法與修辭書籍一百多本,並花費相當工夫撰寫一篇「英文冠詞之研究」的報告,送請卓教授斧正。大二開學不久,得知第九宿舍仍有空舖床位,曾替呂武吉與陳雍健兩位同學,寫了一份報告給訓導處生活管理組長,後來卓教授告訴我說,那份報告一定是我寫的,因為他認得出我的筆跡!此外,卓貺來教授無意中得知,我參加「高等考試外交領事人員檢定考試」及格,並且有志從事外交工作,曾當面對我嘉勉,並告訴我有關他長兄卓還來領事在抗日期間,於印尼被日軍殺害,為國捐軀的英勇故事。當時曾深切察覺,卓教授雖然悲痛其兄早逝,但內心則以長兄為國殉職為榮。後來進入外交部服務,於民國六十二至六十四年奉派在駐越南共和國大使館工作期間,曾閱讀西貢華裔報人洪松根先生的大作(書名已不復記憶),書中曾述及卓故領事還來的英勇壯烈史實,故對卓還來領事的忠勇表現記憶非常深刻,且敬佩不已。 畢業後,以至每次奉派出國工作期間,跟卓教授仍有書信往來,民國六十一年初回國結婚時,還特地邀請他喝喜酒,九十二年奉調回國時,曾打電話到他信義路的家,電話中聽見小孩的哭叫聲,懐疑他已移民赴美與妻女團聚,或是電話號碼業已更改,而未續加追踪。後來得知當時他住在養老院,並在那年年底才去世。因一時疏忽,痛失聆教送終機會,至今仍常覺愧疚與遺憾!

「翻譯與習作」也是大二必修的學分。其實,以大二學生的英文程度,談翻譯還勉强可以接受,談習作未免太扯了,因為大二學生英文書讀得還不多,能寫出文法無誤的句子已很困難,更遑論長篇大作了!講授「翻譯與寫作」的蕭廉任教授,上海復旦大學畢業,是當年翻名家,譯著《英文小品譯選》(學生英語文摘社、民60出版)、馬克吐溫著《古國幻遊記》(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及《翻譯與習作》(收在《西洋文學導讀》乙書))等。蕭廉任教授個性拘謹,教學一本正經,不苟言笑,與另一班的吳炳鍾教授的作風逈然不同。他不講翻譯理論,只重視實際的習作,每節課都出示一段中文或英文,要求同學譯成英文或中文,繳交修改發回後,即對翻譯本文加以討論,並就同學的譯作講評。

英文文法雖是我的「最愛」,但是「語言」及「文學」則是我的「最痛」,一則因為我生性害羞,不敢開口,另則因為沒有文學細胞,缺乏想像力。大二那年,顏元叔教授剛通過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資格考試,回國蒐集博士論文資料,並趁便回台大兼課,替代系主任英千里先生,講授「英國文學史」。當時他採用一本厚達一千多頁的「Th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的原文書,上課時一方面以中、英語間雜的方式,講述英國文學的歷史,另一方面介紹並解說英國歷代名家的生平及代表作品。顏元叔教授是湖南人,無論說國語或講英語,都有很濃重的湖南口音,他留著小平頭,體態又壯碩,顯得有點懶散,加上又喜歡坐着講課,故留給同學的印象並不太好。說實在,他那種教學方法,對英文程度較好,又有志研究英國文學,或對英國文學有興趣的同學,應會較有收益;反之,對英文程度欠佳或對英國文學沒太大興趣的,則不是很合適的教法!我對文學既無天分又無興趣,但為學好英文,又因「英國文學史」是必修科,故只好勇敢面對並全力以赴,结果出乎意料,第一(上)學期得到八十一高分,名列全班前五名。第二(下)學期的功課份量很重,研讀許多名家作品,考試方式也略有改變,增加「Identification」(即考題為十數個英詩名句,要求同學回答寫出各該名句的作者姓名及其詩作題名)乙類,因怕用功不夠而被當掉,故下學期開始即抱著惶恐的態度,並較上學期加倍用功,但是萬萬沒想到下學期的竟然只得到五十四分的成績,必須在三年上課時級開學前參加補考及格,否則必須重修。這次意外不僅使我整個暑假的心情十分低落,更打亂了我早已擬定的讀書計畫。為了參加補考,臨時邀請好友林繁男同學,陪同去竹南的獅頭山,住在水寺裏兩個星期,專心準備補考。參加補考時,雖有重修的恐懼,但因有充分的準備,故相當認真作答。缴考考卷前,因感於既「較上學期加倍用功」,而為何成績反而低落?於是在考卷下方寫了:「為何收穫有時會與耕耘成反比?」乙語,以表達內心對「耕耘與收穫」的疑惑,毫無抱怨或不滿之意。不久,補考成績公布,我得到的是四十分,誤解既發生,辯解已毫無意義,只好欣然接受「重修」〈註二〉的判決。

台大外文系的全稱及英文譯名,是「外國語文學系」(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照理說應該「語言」與「文學」併重,但是當時台大外文系,與師大英語系、東海、淡江以及靜宜的外文系或西語系比較,似乎較為偏重文學,而不大重視「語言」與「應用英文」。正因如此,不論對文學有無興趣,一律必修「英國文學史」。據悉顏元叔教授當上系主任不久,即引進美國大學的授課內容,並和文學院長朱立民教授聯手,合力設計一套嶄新的外文系課程,除了把「英國文學史」從一個學年改為兩個學年外,還增加一學年的「歐洲文學史」,接續一年級的「西洋文學概論」,並增加兩個學年的「中國文學史」,以及一個學年的「美國文學史」,以使學生對世界文學都有通盤的認識。此外,又引進當時英美最新的閱讀方式,增加一學年的「文學作品讀法」。以上「英國文學史」、「歐洲文學史」、「中國文學史」、「美國文學史」以及「文學作品讀法」等五門,便成為外文系學生必修的核心課程,共四十八個學分〈註三〉。外文系學生的畢業最低的門檻,於是從教育部規定的一二八學分,提高到了一百五、六十學分。如果我晚生幾年,並知道台大外文系的課程,相信不會把台大外文系填為笫一志願,即使誤填進入台大外文系,絕對會申請轉系,不會讀到畢業。

除了初中時曾出於好奇或在同學慫恿下,讀過「七俠五義」等幾本武俠小說,以及一兩本色情禁書外,小學及初高中時代,我很少閱讀課外的「閒書」,原因無他:一是生性雖好靜,但仍喜歡較耗體力的活動,活動勞累之餘,專注教科書的時間與體力已不足,自然無暇旁及課外讀物;二是成長時空限制,取得課外讀物不易,又乏貴人牽引指導。進入大學後,眼界大開,但想看的書及想做的事很多,除了教科書及新聞雜誌外,閱讀的課外讀物仍是相對有限。大二上「小說」課(必修料,上、下兩學期各兩個學分),很新鮮,也很好奇。第一(上)學期是由當時行政院秘書長費驊先生(後來出任財政部長)的夫人張心漪教授講授。張心漪教授雍容華貴,和藹可親,採用英國著各小說家兼詩人湯瑪斯.哈岱(Thomas Hardy Jun. 2, 1840- Jan. 11, 1928)的名著「還鄉」(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註四〉為教本,上課時曽詳細介紹哈岱的生平及其重要作品,並講評「還鄉」各章節的內容。學期結束沒舉行考試,只根據同學撰寫繳交的閱讀心得報告評分,作為學期成績。小說文學因均非興趣所在,故對她講授的內容已不復記憶,但她教學認真的態度仍有很深刻印象。說實在,大二當年「英國文學史」及「散文」兩科的份量都很重,而且「還鄉」乙書厚達三、四百頁,英文又非淺近易懂,故要讀完弄懂內容及意涵並非易事,加上我對小說文學興趣闕如,為了撰寫報告,只好「投機取巧」,借讀中文翻譯本,並參考同學的報告。雖然張教授給我的報告很高的分數,但是至今仍深愧疚,並頗有歉意!因為分數雖高,但喪失磨練英文閱讀能力的機會,則是相當可惜的蠢事!第二(下)學期張心漪教授休假出國講學,改由陸頌熙〈註五〉女士講授,她採用美國名名作家馬克.吐温(Mark Twain,Nov. 30, 1835–April 21, 1910)的名著「湯姆歷險記」(Tom Soyer)為課本,她上課認真的的程度不亞於張心漪教授。上課時,除了概述各章的重要情節外,又點出作者者的暗諷及隠喻。這對「後知後覺」的我,去了解或欣賞文學名著,確有莫大的幫助。記得期末考考試時,她曾出了一道題,問說該書某章節中,作者描寫某日深夜黒貓大叫,以及某天清晨大、小狗齊吠,各代表什麼徵兆?碰上這樣的考題,對文學「不知不覺」的我,默默舉起雙手屈服外,還能說什麼做什麼?所幸,她沒像顏元叔教授狠下心把我當掉!

名作家聶華苓女士是我們大二「散文」課的老師,由於我生長在台南古都的郊區,平素很少注意政治,又對文學沒有興趣,故當時並不知道她曾參與「自由中國」雜誌的編輯,更不知道她是有名作家。上課時,她常分發油印的講義,並逐段逐句解說,或請同學發意見,或相互討論。由於缺乏文學細胞,領悟力及想像力較差,故上課時我很少主動發表意見,但每次課文經她或同學解說後,幸尚能些許知悟,而非完全不知不覺。聶華苓老師授課可稱認真負責,而我對文學雖乏天份與興趣,但當時尚能專心「盯著那愛漂亮的老師」,欣賞她的妝扮,並且注意聽講,故成績還不算差,只是上了一年散文課,至今仍不知「散文」與「短篇小說」有何區別!後來聽說她出國了,次(五十四)年就未續開課了,不久後又聽說她已再婚,嫁给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並共同主持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畫,飲譽杏壇。民國一○○年五月聶華苓老師回國時,馬英九總統曾於同月二十四日在總統府接見她。可惜當時無法探知她的行止,而無緣拜見!事後,曾買了她的巨作〈三輩子〉,了解她赴美的前後,並藉抒懷思。

大二時,我選擇德文為第二種外國語文。記得當時外文系開設的第二種外國語文,共有法文(分為組,分別由法國籍卜爾格神父、黎烈文教授與盧月化教授三人講授)、西班牙文(西班牙籍神父講授)、日文(黃仲圖教授)、德文(周學普教授)及俄文(顧華教授)等五種,班上同同學大多選修法文、西班牙文及日文等三門,選讀德文的只我朱育仁、陳雍健和我三個人,好像沒有人選擇俄文。我一共連修了三年的德文,選修德文的原因或動機已不復記憶,但是德國人的守法、勤奮以及幽默可能是主要的吸引力。第一、二年的德文都是由當時最有名的德文老師周學普教授講授,周學普教授國學根柢很好,可謂中、德文兼修,不但譯註德語教學課本,而且翻譯多種德國詩歌等文學作品,故在文學界頗富盛名。當時他年紀已大,人老力衰,但是教學仍很認真。第一年的德文屬於基礎篇,還看不出他的德文功力,第二年屬於進修篇,文法較為深奧,困他是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院德文系畢業,精通日文,故常參考日文的德文文法書籍,很有系統地加以分析解說。第一學年,為了準備外交領事人員高等考試的檢定考試,我在德文課方面所下的工夫不多,故成績平平,但是第二年則下了相當大的苦工,除了到圖書館找了幾本德文文法書籍研讀,把文法法澈底弄懂外,並把四百多頁的德文袖珍辭典《The Collins German Pocket Dictionary》從頭到尾翻閱一遍,同時把其中的重要句型及片語抄寫下來。所以,第二年的德文成績終於遙遙領先。此外,當時我曾試着閱讀《茵夢湖》以及若干德文短篇與幽默小說,遇有疑難,立即向周教授請教,故與周教授建立起一份非常密切的師生情誼。

「國際組織與現勢」一科是文學院各學系同學的必修科,只上一學期,每週兩個小時,也就是兩個學分,是由曾任台大政治系主任的黃祝貴教授擔綱,其旨為培養同學洞察世事,關心社會的習慣。黃祝貴教授於民國四十二年,取得美國肯塔基大學國際公法學博士,同年二月毅然前來台灣,應聘擔負台大政治系教職,後來曾任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長,並擔任法學院長三年。民國四十二年,政府遷台不久,社會尚未很安定,,黄教授毅然來台,除了因其愛妻已隨政府遷徙來台外,主要動力是他對自由民主的嚮往,乃選擇與政府及人民共甘苦,並共同奮鬥。

黃教授「為人正直,品學兼優」(摘自楊樹人教授所撰「憶黃祝貴教授」乙文),「教學態度認真嚴謹」(摘自汪清澄教所撰「黃祝貴教授的一生」乙文),前中央研究院長李遠哲曾經回憶說「經過三十多年,仍留下這麼深刻印象的老師,還不太多,特向黃祝貴教授表示敬意」。當年台大訂有一份「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是全台唯有的一份,空運來台後即色到總圖書館,據說當時黃祝貴教授是唯一的讀者。毎天早餐後,即從家裏信步走去圖書館,看完「時報」後才去辦公室或上課,天天如是,很少例外。黃教授有濃濃的貴州口音,但是咬字清淅,並不難懂,印象最深刻的是,博學多聞,條理簡明,記性尤佳。記得講到聯合國創立前後時,兩節課下來,十幾二十多個人的中英文姓名,以及事件發生的年月日,都記得清清楚楚,有如電腦一般,從未混淆或記錯。

上課教嚴謹認真之外,耿直不阿,更是他過人之處。黃祝貴教授隨和溫文,但崇尚民主法治,故敢言人所不敢言並敢為人所不敢為。聽說某研究生被他當掉,無法如期畢業,憤而無理報復,最後雖饒恕未予追究,但始終未曾畏縮。記得大二期末考發給考卷後,黃教授突然說:「○○○同學請站起來!」等○○○同學站起後,黃教授很和缓地說:「請坐下。考試後請儘快到我家把你送的禮物拿回去,否則休想及格畢業。」原來○○○同學是重俢,那年行將畢業,因怕再次被當無法畢菐,故送禮到他家去。在場參加考試的同學約一百六、七十人,見聞上述一幕,莫不震驚不已,事後若干同學認為,黃教授可私下告誡○○○同學,似不該讓他丟臉難堪!那一幕像是把○○○同學當場殺了,但是在場其他一百多位同學得到的,應是生命中一非常寶貴的教訓!〈註六〉

一個學期的幾個月中,師生的應對不多,故絕大多數同學,除了感受黃教授教學嚴謹認真外,對他為人治學態度的認識並不多。筆者心儀他的人格特質,加上後來常在校園中與他不期而遇,並有幸多次坐在椰道樹下聆聽教言,不禁對他更加敬佩。畢業並服完兵役後,於民國五十六年十月初,進外交部工作前夕,有幸又在台大總圖書館前的椰林大道上遇見黃教授,致敬問安後,即向他報告:因報考政大外研所受挫,將以普考及格資格進入外交部工作,並向他請教擔任公應行注意事項。黃教授當即告誡說:「養成每天讀書的習慣,非義之財一介不取,能做到上述兩點,即使不成功,也絕對不會失敗!」數十年來,我一直把他那一句話奉為圭杲,並謹記在心,雖愧未能養成每天讀書的的習慣,但幸尚能堅守「非義之財一介不取」的指示,無負他的訓勉。

黃祝貴教授是我此此生最敬愛的老師,不僅啟發我终身學習的習慣,更影響我一生的操守!一個人要功成名就,常需有千百個優點,但是僅僅一個缺點就足以令人身敗名裂,倒地不起!誠如黃教授說的,一個人能每天讀書,日日進德修菐,而且非義之財一介不取,即使未能成功,又怎會失敗呢!古今中外成功不敗的人,未必都有高深的學問或常識,但是巧取非義之財的,必定一敗塗地,毀棄一世英名!

除了在大三開學前,去獅頭山金剛寺閉門兩周自修,準備「英國文學史」的補考外,大二暑假我曾報名參加中國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舉辦的「五十三年夏令講習會」,為期兩週,地點在淡水淡江文理學學院院(現今淡江大學),参加講習學員為為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各大專院校黨部幹部(自由報名後遴選),講師計有谷正綱、陶希聖、蔣經國國、張寶樹、錢劍秋、阮毅成、曹聖芬、李國鼎、任卓宣、、李 煥等二十六位名人學者專家。白天上課聽取演講、參觀、運動或歌唱,晚上自修或交誼,課程相當緊湊,但是輕鬆愉快,兩個星期的團體生活,除了享受名家精彩的演講,及欣賞淡水夕陽的美麗外,也認識了各校的學生領袖,並結交了若干朋友〈註七〉。

三年級夢醒人(Junior):

大二暑假參加國民黨知青黨部舉辦的「夏令講習會」後,囬到學校男生第九宿舎,碰見認識外文系的學長,也是南一中學長蔡武雄君,那時他已服畢預備軍官役,回校借住宿舎,辦理出國留學手續。出國前夕,他把一分家教工作,介紹移交給我,教授一位北一女高一學生及一位成淵中學初二學生姊弟兩人的英文。大三及大四兩年,我於是兼任家教工作,一人肩負三項功課業:一是外文系功課,二是準備外交研究所及外交特考功課,三是家教的工作,時間不足,負擔沉重,自是意料之中。所幸,努力付出的心力沒有白費,據說那初二學生。經過兩年輔導後,畢菐那年參加高中聯考的英文成績高達九十多分,故他父母曾向我表示由衷感謝之意。

功課重,睡眠少,當然要注意營養健康。大三時除了白天要上外文系的功課,並加以預習或復習外,晚上又須去夜間部旁聽「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及「國際貿易」等三門課,一個星期有三個晚上又須去當家教英文,故晚上回宿舍的時間常在深夜十二點左右,有次跟白 陽同學翻越學校側門,回到宿舍已凌晨兩點,第二天早上又照常六點起床,因平均睡眠時間約僅四、五個小時,故對飮食營養不得不特別注意。當時每月領有一百五十元清寒獎學金之外,又有五百元的家教收入,己不需再靠父母滙錢接濟,因此每天早起後,都會去福利社,享用兩甁台大農場自行生產的特別香醇牛奶。這是在台大四年中,聽演講之外的第二大享受!

大三時,承圖書館系學長王政源兄介紹,認識了外文系的助教林景煌學長〈註八〉,不久林景煌學長邀我去他的研究室一起看書,後來又承他介紹認識外文系圖書館員孟祥軻先生,最後孟祥軻先生竟「擅作主張」,把系圖書館全天開放,於是我成了系圖書館的夜間「管理員」,系圖書館也因此成為我們的天下,也是我們大三、大四兩年,晚上最常去、最常在的處所。後來我與林景煌及孟祥軻兩人都成為好友,至今仍時有聯繫,又當年在那兒挑燈夜讀的一夥同學,如林繁男、呂武吉、白 陽與陳雍健等四人也成莫逆之交!半個世紀五十年雖己飛逝,又白 陽兄也已離棄我們多年,但是友情如同日月,依然永存!
為了準備參加外交領事人員特種考試,大三時曾跑到夜間部,旁聽法律系何尚先教授的「國際公法」〈註九〉與蘇成遠教授的「國際私法」,以及商學系施顯謀教授的「國際貿易」。當時何尚先教授與施顯謀教授都知道我未曾修讀「法學緒論」及「經濟學」,故遇到法律或經濟學上的專有名詞時,都徵得其他同學諒解後,當場特別對我這位「旁聽生」詳加解釋,或在課後單獨給我指導。為了了解教授的考試命題趨向,有次曾去洽索「國際貿易」考試的試題,沒想到施顯謀教授竟然不怕我洩漏考題,把他親寫的試題手稿很大方地送我參考。數十年來,除了跟何教授仍然時有連繫外,與蘇、施二教授則未再見面,但是對他們當年的熱心照顧與教誨,則一直感念不已。

大三下學期,特地跟外文系助教林景煌兄情商,替他去擔任夜間部法律系畢業考試的監考工作,以便認識該系同學葉夢銘先生〈註十),並在監考工作結束後,向他請教有關準備外交領事人員特種考試的事宜〈註十一〉。記得當時他非常客氣,很詳細地告訴我有關他準備特考的經過與方法,並說特考須服畢兵役後才可報考,又有應考年齡限制,再者特考第二試需考九個專業科目,非一步可蹴,很多人都報考數次後才獲錄取,故建議我先報考外交行政人員普通考試,一方面吸取考試經驗,另一方面則可憑普考及第資格先行進入外交部,累積服務年資。如此,既可避免時光虛擲,又可避免超出應考最高年齡三十五歲之限制等云。

知道外交特考須服畢兵役才能報考後,我立即放下外交特考的準備功課,全心準備一年後的政大外交研究所入學考試。政大外研所入學考試共考五科:國文、英文、國父思想、國際公法及中國外交史。當時我已搜購彭明敏、崔書琴、雷崧生及杜蘅之等多位教授的國際公法著作,並在三、四年級先後去旁聽何尚先及雷崧生兩位教授的國際公法課,故自信熟讀後必定足夠應付考試。至於中國外交史乙門,當時只有台大政治系黃正銘教授著有「中國外交史」乙書,政大外交系徐家驥教授雖在外交糸講述中國外交史多年,但始終未曾出書。鑒於外研所入學考試「中國外交史」乙科,必定是由徐家驥教授命題,故冒昧寫信給曾經相逢,但未講過話的政大外交系方娟娟同學,借到徐家驥教授講述的兩本「中國外交史」筆記(詳請參閱註七〉。
大三「英詩選讀」蘇維熊教授〈註十三〉是我大學時代的恩師之一。蘇維熊教授是新竹人,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英語科畢業,因自幼接受日語教育,中年以後才學講國語,他雖有漢學深厚基礎,但音發音欠凖,加上國語表達能力不足,儘管有滿腹經綸,惜因無法完全表達,以致常有「話在心裏口難開」的憾嘆。本來詩歌就是只能意會,不可言傳,要正確剖析詩歌的真義已不容易,要將它的真情傳達他人,自是更為困難!因此,班上很多愛文學的同學,對蘇維熊教授上課時,「詞辭不達意」的情形,莫不深表同情與遺憾。雖然高中時代,我曾一度非常喜愛徐志摩的「偶然」等新詩,以及拜倫.喬治(George Gordon Byron)的詩歌,但因天生缺乏文學細胞,故上了一年「英詩選讀」課,除了「十四行詩」四個字外,僅僅記得蘇維熊教授在課堂上講到男女私情時,那份「欲語還休」的腼腆表情!的確,有愧他當年那份賣力的教導。其實,我真正認識蘇維熊教授,並且從他得到教益的,是在畢業並服完兵役之後,而得到的並不是英詩相關的知識,而是做人做事的大學問(詳請參閱第九章服預備軍官役)。

早年外文系學畢菐後的出路,除了出國深造外,就是到去各縣市的公私立中學,當老師教英文,或是到私人貿易公司擔任英文秘書,負責撰寫英文書信。由於較喜歡無拘無束的生活,故一度認為倘無法從事外交工作,當老師教英文也是一條不錯的出路,因此大三那年,也選修了顏有証老師講授的「英語教學教法」。顏有証老師是台大外文系民國四十五年畢菐的學長,一直在北一女任教,曾赴美國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以及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進修,返國後才到外文系兼課。「英語教學教法」只是一學期的課,兩個學分,僅學到一些準備教材的方法以及教學方法的理論,沒有試驗及實習,畢業後未從事教學工作,故當時所學到的已完全忘得精光!

「英語教學教法」之外,我也選修了上一學期兩個學分的「演講與辯論」(Speech & Debate),為了改掉害躁的毛病,並認為從事外交工作,不能也無法逃避演講與辯論的挑戰,是選修「演講與辯論」的主要動機。這門課是由一位美籍牧師講授(已忘記他的大名,只記得是個左撇子,用左手寫字,又快又整齊),由於課程只有一個學期,而且每週又只是短短的兩個鐘頭,因此學到的只是一堆理論,根本毫無演練驗證的機會。事實上,以我們當時的「菜」英文,似乎很難寫出一篇動人的演說詞,更難有精釆的辯論表現!

心理學一直是我很喜歡的一門課,大三選修「普通心理學」,完全是出於興趣,可惜後來沒有機會繼續深入研究探討,但此生確實讀過不少與心理學相關的勵志書籍,如兒童教育方法、青年勵志向上,以及男女交往與夫妻相處等相關的叢書。「普通心理學」是由師大一位李姓女講師兼任(記得是單名,但已記不起她的名字),選修的同學有文學院各學系的同學一百多人。李老師講課有條不紊,層次井然,雖然講授內容多屬理論,但她都能佐以實例,既不枯燥,又不乏味,故同學均能領會吸收。記得講到「成功的滿足」時,她說:連續一二次的失敗,常使人心灰意冷,並從此放棄或倒地不起;但是,一二次連續的小成功,則常使人重拾信心,繼續加倍努力,從而獲得更大的成就。我初中時代一度迷失倒下,高中時東山再起,繼續向前邁進,正是這理講的最佳寫照,因此使我五十年來未曾遺忘,永遠牢記在腦中。

大三那年,我曾選修歷史系的「美國外交政策」,教授柯華倫博士(Dr. Warren I. Cohen)是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博士,任教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歷史系,應聘來華擔任客座教授。當時選修及旁聽那門課的有同學歷史系的吳劍雄、魏宏利與凃永清,圖書館系的,以及外文系助教林景煌等十數人,柯華倫教授是謙謙儒者,博學虛心,初次來華講學,教學非常認真,曾試圖激發同學發言並相互討論,但始終只見零星火花,未有熱烈的辯論。我參加兩次大專聯考,但是對外國歷史,尤其是美國歷史並不深入,雖然美國僅育兩百年的歷史,但因對美國歷史不盡了解,聽起美國外交史來,不禁深感吃力,加上沒有教科書可以預習,圖書館藏書又非常有限,故那上堂課幾乎只靠聽講授抄筆記,因此一年下來,只知美國外交史的皮毛,對美國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所知有限,心得必竟太少了。

除了去旁聽夜間部何尚先教授的「國際公法」與施顯謀教授的「國際貿易」,並選修外文系蘇維熊教授的「英詩選讀」、顏有証老師講授的「英語教材與教法」與「普通心理學」等課程,以及歷史系柯華倫教授的「美國外交政策」外,我又上郭博信教授的「古典文學」,功課份量可說不算太輕。但是大三那年,我另又準備參加司法官髙考的檢定考試。那項檢定考試像外交暨領事人員髙考的檢定考試一樣,除「國文」、「國父遺教」及「中國史地」三門普通科目外,另有「政治學」、「民法總則」及「刑法總則」等三門專業科目。我原定像外交暨領事人員髙考的檢定考試一樣,在大三、大四兩年內予以以完成,但是大三那年只通過「國文」、「國父遺教」及「中國史地」及「政治學」等四科,大四那年因準備參加政大外研所入學考試,而未續報考完成,之後幾年因在外島服役、重考政大外研所、報考外交特考,以及參加公費留學考試而一再蹉跎,最後又因考量自身個性,以及家庭狀況等因素,乃放棄走上司法官之路,從此未續鑽研法學專書!可是近四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卻不只一次發現自己對法律仍有相當濃厚的興趣!

大三暑假前往台中烏日成功嶺,參加「五十五年度大專院校學生暑期集訓訓練班」,為期十二週,經分發入第一團第一營第五連,編號是5511555(五十五年第一團第一營第五連第五十五號)。當時訓練班本部主任是王 潔中將,據說他是早年青年軍出身,作風非常開明,有一次全體學員集會聽訓,學員因站立太久,體力不支,當場暈倒者不少,王潔主任鍳於上情,在演講結束後,當即親自宣布:「長官留下,學生先行」(按:通常集會聽訓後,都是鼔掌歡送長官先行離去,而後學員才解散或帶隊回營),因而立即贏得學員熱烈的歡呼與掌聲。從這一個小動作,即可看出他敏鋭的觀察力與仁厚的氣度,後來平步青雲,迭升台灣警備總司令,自不足為奇!我們的連長是范 範少校,温文儒雅,訓話簡潔,予人印像甚佳;副連長李 選中尉,官校正科出身,中規中矩,恩威併濟,認真負責,前程無限;排長何成康少尉〈註十四〉,行伍出身,誠懇親切,獲甄選擔任集訓班排長,自有其優點;班長林榮山,下士,台中市人,誠實友善,寡言內斂,極易相處。

三個月的集訓生活,有苦有樂,一言以蔽之,是相當值得的。除了生活規律,操練健身外,八週的軍旅生活是非常有趣,基本教練、戰鬥教練、兵器訓練、實彈射擊、緊急行軍,以及「震撼教育」等課程中,都有很多令人永遠難忘的往事。早上號聲一響,起床穿衣戴帽,扣錯鈕,抓錯鞋,張冠李戴,彼彼皆是;疊被舋洗,時間短促,草草了事,便秘連日,既怕受罰,又懼傷身;緊急集合,忙中左腳穿右鞋,忘紥皮帶,甚至抓錯衣帽;唱軍歌,改歌詞,唱怪調,罵人整人,發洩情緒;實彈射擊,緊張恐懼,閉起眼睛,緊扣板機,有如亂槍打鳥;吃飯搶飯搶菜,疏忽禮節事小,忘記吞嚥才是要命;緊急行軍,背負槍枝裝備,腳底發熱起泡,愈走愈渴,越走越累!總之,很多勞累,好多事發生了,但是都已過去,並解決消失了!

成功嶺受訓期間,令我記憶最深的是,有次集會聽訓帶隊回營途中,副連長聽見有人在行進間講話聊天,一時怒火冲天,下令全連學員跑步替代步行,回到營區各個下氣接不上上氣,疲憊不已,因軍令如山,沒人敢言,但內心都感莫名。於是,在那個週末的「榮團會」(榮譽團结晚會)中,我率先發難,自稱編號551555的最後三個5,是代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且無懼無畏」,大膽指出副連長應揪出,並處罰違規講話聊天的個人,而不應下令全連學員跑步,處罰無辜的大眾;接著又指出晚間熄燈後,排長或班長聽見有人聊天講話時,應個別警告規勸,而不應大聲叫喊:「不要再聊天講話」。由於大家對我的發言都有同感,故報以熱烈的掌聲,但事後有人曾私下問我,難道不怕報復?其實,在學時就常聽人說,服役時要乖乖聽話,以免留有紀錄,影響就業或被禁止出國。然而,我那一席話完全出於至誠,坦蕩無私,更無惡念惡意,結果果不但沒有遭受報復處罰,反而得到連長讚許,公開開宣布給我一次「榮譽假」,以示嘉勉!

到成功嶺之前,學長就曾傳授到成功嶺搶飯搶菜的兩大秘訣:其一是,第一碗飯不要盛太滿,,吃完後趕快盛第二碗,第二碗要快並儘量盛滿,以免不夠餓肚子;其二是,六人一桌,如果有六塊肉或六顆蛋,不必急著去吃那塊肉或那顆蛋,反正那早晚都是你的,不會有人會去搶。沒想到上述兩大秘訣純屬理論,並不切實際。我們同桌六人中,有一位台大農化系的蔡姓學長,同門但不同館,他所得的秘訣完全有異於我者,弱肉強食,有則通吃,不必旁顧他人。他的態度與做法是,有多少吃多少,想吃就吃,從不考慮其他五人,因此最初初兩週他真是吃得「不亦樂乎」。碰上他這異類,真可說是非常意外與不幸。經過兩週的觀察與忍耐,我們終於決定「動嘴」、「不動手」,就在第三週一個晚餐時,我們五人盛飯後假裝用餐,專注旁觀他攻城掠地的情形,等他吃飽放下碗筷時,我才開口告訴他,我們五人自始未去挾過菜,他一個人吃剩那些,長此以往,叫我們五人如何活下去?同時又告訴他,六人有幸同桌吃飯,應隨時顧及旁人,取用菜肴以均分為原則,不得超過六分之一,除非旁人謙讓,否則不應逾越。經過五人合力演出後,蔡姓學長終於得到教訓,並收斂了。

此外,受訓放假期間,曾跟著班長林榮山兄去他台中的家,並認識他雙親來及家人;九二一大地震後不久,曾再次見過他,事隔十數,不知他安否?另一次是應同班謝金龍兄的邀請到他后里的家,並去葡萄園摘葡萄。別後一晃已五十年,因工作關係海內外奔波,以致未曾連絡,如今埀老矣,但他別後一切如意,並安享天年!

四年級的老鳥(Senior)

大四時,接受夜間部法律系何尚先教授的勸介,每週三跑去法學院,旁聽政治系雷崧生教授上午第一、二節節的「國際公法」,下課後立即趕回校總區,上第三、四節陶雅谷神父(Father James Thornton, S.J.)的「古典文學」。由於騎腳踏車趕路,常常因故遲到,即使及時趕上,因身心尚未靜定,常無法立刻集中精神聽講。陶雅各神父曾注意到我我上述情形,對我印象當然不佳。據說曾向丘民光同學打聽我經常遲到的原因,並說還好我的考試成績不算太差,否則真想把我當掉。陶神父是愛爾蘭人,年輕時赴美參加加州耶穌會,二次二戰前,志願去大陸傳教,日本佔領上海時,被送入美僑集中營,大陸淪陷後,又被捕下獄,五年後獲釋,才經由香港來台傳教並兼課,在台居留二十多年,直到年老體衰,才回到北加州,後來又接任當地聖荷西華人教會的牧靈工作。大四「古典文學」課,他講授古希臘遊吟詩人荷馬(Homer)的史詩,上學期講述「伊利亞德」(Iliad),下學期評論「奧德塞」(Odyssey)。陶神父上課非常認真,很少閒話,因在台執教多年,深知國人保守習性,故很少與同學對談,但是經常邀請同學發表意見。當時呂武吉(Martin Lu)與陳雍徤(Adolf Chen)二人是他最愛也最常邀請發言的對象,也是他的愛徒,呂武吉當時已充分表現出他喜愛思考的個性,畢菐後轉攻哲學,難說不是深受陶雅各神父的影響與與感召!

「英國文學史」是外文系同學的必修料,由於大二下學期「英國文學史」那科,被顔元叔教授當掉,故大四下學期不得不重修,期能順利畢菐。由於決定投考政大外交研究所,為了不增加自己功課的壓力,於是不再選修顔元叔教授的課,而改選李本題教授的「英國文學史」。李教授採用一本三百多頁的「英國文學史」當教本,簡潔易懂,雖然他也常補充介紹各家名著的內容,並鼓勵有志者進一步去閱讀,但從不強迫大家去背誦!因此一個學期的重修,可謂相當輊鬆愉快,不再像大二時經常抱著那又大又重的課本,並挑燈苦讀!

大二、大三兩年選修德文,並下了一番苦工夫,對現代德文的閱讀已無太大的困難,因此大四繼續選修第三年的德文。第三年的德文,是由當時西德政府在台設立的「德國文化中心」主任Dr. Wietsmock講授,選修學生僅十數人,文學院僅我一人,其餘都是理、工學院的同學,上課地點在信義路二段的德國文化中心,上課時全程都用德語講解,不參雜國語或英語(他不諳國語,但英語相當流利),而且教學著重德語聽講能力的加強,考試也以聽寫及口語對話的方式進行。事實上,無論英語或德語的聽講能力,也正是我最需加強改進的。因此,除了每週三下午三至五點,到該中心上兩個鐘頭的德文答覆的錄音,以加强聽力,並校正自己的德語發音。大二至大四連續選修三年德文,又畢業至離開日本之前,也曾陸續自修德文〈註十六〉,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中日(台日)斷交後,改調越南西貢服務,當時我在西德及奧地利兩國都未設置任何機構,有感於將來使用德文的機會似乎不多,於是逐漸放棄不再繼續進修,誰知畢業二十三年後,德文幾乎已忘光時,竟被送上德國本土,出任駐漢堡辦事處處長(相當總領事)難道這不是蒼天存心作弄?

大四那年下學期,我也選修了傅良圃神父(Father Fred Foley)講授的「圖書館學概論」(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以往外文系學長或學姊畢業後,留在國内的都到中學去教英文,或到外貿公司當英文祕秘書,出國留學繼續攻讀文學的人很少,大多改讀教育或圖書館學,當然也有人改讀理工科,就我所知,班上同學就有人改讀哲學、數學、會計以及室內設計等等,聽說圖書館學最容易念,畢業後也最容易找到工作,因此改讀圖書館學的人數最多。我選修圖書館學,只是為了將來做研究工作的方方便,絕不是為了出國留學或就菐而準備。傅神父是哈佛大學英國文學博士,一九五一年年來台,在耕莘文教院服務,他體格壯碩、剃著光頭、幽默風趣,喜歡作鬼臉、開玩笑,一個學期的「圖書館學概論」,在歡笑聲中很快就過去了。事隔五十年的今天,仍然在腦中盤旋的,只是傅神父魁武身材上面的鬼臉,以及他苦口婆心、一一詳細介紹的美國
國會圖書分類法!

就讀外文系不久,自忖家境不可能允許出國留學,畢業後倘能從事外交工作,生活既較安定,出國服務又可增廣見聞,故當時就立志將來要從事外交工作,因此大一時就報考外交領事人員高等考試的檢定考試,並於大二時全部及格,取得參加高考的資格。後來高考已取消外交領事人員乙類,有志從事外交工作的人,必須報考「外交行政人員普通考試」,或「外交領事人員特種考試」,但因特考需服役後才能報考,故大三起,一方面準備司法官及律師高等考試的檢定考試,另一方面則準備國立政治大學外研所的入學考試。

為了準備政大外研所的入學考試,大四時我曾寫信毛遂自薦,拜訪請教政大外交系的杜光塤教授及鄭震宇教授,杜光塤教授是講授國際組織與現勢,鄭震宇教授講授英文及外交文牘,聽說他曾在外交部服服務,兩位教授都很親切,並給予諸多鼓勵,可惜後來我未就讀外研所,而無法再續前緣。此外,我曾突破封鎖,向外交系方娟娟同學借得「西洋外交史」筆記,另又寫信給東海大學杜蘅之教授,請教有關他的大作「國際公法」上的若干疑難。如今撫昔,真不知那股進取的精神以及用功的拼勁是如何消失的,又跑到哪兒去了?

大四是關鍵的時刻,一方面希望順利畢菐,另一方又希望能順利考上政大外研所,系內及課外兩方面的功課壓力都很大,因此大四時特別用功。白陽跟我自大二起就住在男生第九宿舍,並一直同一寢室,又因必修或選修的課大多相同,故常一起進出,形影不離,林繁男與陳雍健兩人同在溫州街男生第一宿舍,但不同寢室,我們四人同屬「後段班」,必修及選修課大多相同,一起上下課外,午、晚餐也常在一起,晚餐後又一起躲到系圖書去唸書。白陽有詩人氣質,又有文學志趣與細胞,曾是幾位教授最鍾愛的學生之一,上課時常被叫起來發表意見或回答問題。白陽生性至孝,淡泊明志,畢業後因家庭因素,回去母校花蓮中學教書,三、四十年如一日,直到退休為止。陳雍健聰明伶俐,口才反應便捷,功課捧成績又好,曾得過書劵獎,畢菐那年就考上政大外研所,就讀外研所期間又一試中的,考上外交特考,是個「做什麼像什麼」、「要什麼有什麼」的人才!林繁男天性温和,與我同是「以勤補拙」的典型,彰化高商畢業,考上外文系,後來又榮獲政大外研所碩士,即足證他堅強的毅力!林繁男的學號僅次於我,大一必修課都是同班,相交相知,日久終由好友成為莫逆之交,大學四年朝夕相處,一起讀書,一起玩樂,大二暑假回故鄉台南途,曾特地在彰化下車,到他家作客,接受他慈母的熱烈款待,次日才回家去。畢菐服役後,我進入外交部工作,他就讀政大外研所,那時我們一起在校總區大門對面的巷子裏,合租一層樓房,同居了三年,後來他兩個弟弟錦榮與錦昇、呂武吉的弟弟文龍,以及我的妹妹秀美相繼加入,儼然成為一個大家庭,民國五十九年底我外放日本離去,幾位弟妺也已成長,並相繼叧謀發展,那個大家庭才慢慢瓦解消失。呂武吉是「前段班」的,大一、大二時很少同班上課,後來他又搬出學校宿舍,上課既同班,又不住一起,較少往來,大三以後越走越近,往來較多也漸密切,白陽、林繁男跟我三人,曾幾次應邀跟他一起去鶯歌,回家享用他母親燒煮的麻油土鷄。那時學校伙食很差,窮學生能吃到麻油鷄,確實非常難得,因此對他父母親的很深刻印象,至今仍常懷念不已。呂武吉天生性寡言、喜好沉思,大三起就展現一派大哲學家、大思想家的風範,並引起許多老師及同學的注意與欽讚。他那時顯露出的才氣,正印證「英雄出少年」的古諺,後來又毅然轉行攻讀哲學,並於獲得博士學位後,在新加坡及澳澳洲從事哲學研究與講述,五十年始終如一,才華畢露、飮譽士林,確堪吾等引以為榮!我們五人在畢業前夕曾去相館拍照留念,畢業後各奔東西,但仍連繫不絕,白陽如今雖已先行離去,但形影則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五十五年五月大學畢業前夕,林繁男與陳雍健跟著我報考政大外研所,事實上,他們兩人一起報考,完全是受我的影響與啟發,應試所需的書籍與資訊,也幾乎全由我提供,過程中我們三人相互鼔勵,毫無私心,希望有志一同,將來能在外交場上並肩作戰,為國効力〈註十八〉。由於外研所只準備錄取十名,我們三人與外交系畢菐同學競爭,看似公平,但並不對等,三人報考倘能錄取一名,己是相當不易,不料畢業前夕,五月下旬放榜,陳雍健與林繁男分別以第二、第四名的優異成績上榜,而唯獨我落榜了。這意外的落敗給我很大的打擊,悲憤之情絕非筆墨所能言喻,為了懲戒並惕勵自己,放榜當天我就跑去把頭剃光,六月初並頂著大光頭去參加畢業典禮,不知當時正歡天喜地畢業的同學有人察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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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外文系四年追求知識歷程中,對師長及同學的感恩與懷念。大學四年確實很忙,很用切,除了外文系的功課外,既到夜間部旁聽國際公法及國際際貿易與政策,又去法學院政治系旁聽國際公法,參加外交官及司官高考的檢定考試外,又準備政大外交研究所的入學考試,法律系與外系系二系,幾乎已成為選讀的輔系,儘管政大外研所入學考試落敗,但四年的苦讀努力,已奠定民國五十六年外交行政人員普通考試,以及五十六年年外交領事人員特種考試,相繼順利及第的基礎,並再度堅定「勤能補拙」的信心。

除了讀書外,大學四年當然也有些許其他美麗回憶。初、高中學生被認為未成年,談情說愛自很難獲得贊同,尤其是還要參加大專聯考,故常被勸說要專心讀書。進入大專院校後,既已離開和尙與尼姑學校,進入奇幻的大觀園,或多或少盼望或被盼望,能碰上白馬公子或白雪公子,只是盼望容易實現難!二十世纪畢竟與二十一世完全不同,當時男女併肩而行,或牽著手走,一定引起側目,甚至圍觀,不像今日,常見初高中的男女,在大馬路上大搖大擺地牽著手,毫無顧忌,甚至躲在陰暗的樹叢下,談情說愛!當年男同學對心儀的對象大多只敢遠眺欣賞與祝福,很少敢接近並面對。記得有一位同學,曾每天記下心儀對象的衣裙顔色,但始終不敢接近去讚美,另有一位同學只敢遠遠跟隨在心儀對象的後面,並以保鏢者自,偶見她回眸一笑,竟興奮了三天三夜!甚至有男同學大著膽,護送她回家或回宿舍門口,但當她回頭表示感謝時,竟掉頭拔腿就跑,深怕被發現逮捕了!總之,那時企盼、仰慕、欣賞,自戀的多,敢進一步行動或有進一步成就的很少。除了年輕、風氣及心智未完全成熟外,當時台大「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風氣,也發生很大的影響,雖已進了大學,但男女同學仍希望拼得好成績,期能順利出國,因此大多數同學都把功課擺第一,把結交異性朋友視為「得之,我運;不得,我命」!文學院各系女多男寡,女生聰明又美麗,理工學院男多女寡,女生少又簡樸,因此文學院女生一直是理工學院男生「覬覦」的對象,大一西洋文學概論,大二社會學,都由美籍郝繼隆神父以英語講授,滿山滿谷的理工學院男生,美其名是為加強英語聽力,其實司馬昭之心人人皆知,醉翁之意在花豈在酒!儘管大學男生多存「覬覦」之心,對同班或同年女生抱持愛慕之情,但是終於「有成」者少之又少,原因是男生在同班或同年女生眼中,只是幼稚未成熟的小男生,何況她們都嚮往「去美國」的偉大未來!正因如此,當年看見聽說企盼、仰慕、欣賞或追求的很多,但能成雙成對,並肩而行的則少之又少!其實,自古以來,唯有梁山伯與祝英台,以及羅蜜歐與茱麗葉,可歌可泣的殉情故事,才令人動容欽佩!至於一見鍾情,相知相愛,並白首首偕老的,雖仍令人羨慕,但並不可能留傳久遠!因此,無論遠眺、跟班或心儀,即使未曾「有成」,也不必含羞留恨。俗云:「自愛才能愛人」,又云「不成功,便成仁」,只要當年曾「自愛」並努力不懈,雖未「有成」,必已「成仁」,,因為「自愛」力量已成就了自己。因此,對當年心儀的對象應該感恩,並黙黙祝福,同時發揮「自愛」的力量,去愛惜榮耀自已已建立起的家!

除了同班四年,上課常在一起外,由於大二曾任班代表,辦過三、四次大型活動,加上生性較注意人際關係,對人名的記性又佳,故大二時我幾乎已認識全班一百多位同學,並能正確地叫出他(她)們的名字,同時知道他(她)們同出同入的小圏圏是那些人,甚至跟絕大多數的同學講過話!民國五十一年入學時,全班共一百十九人,其中本地生七十二人(學號五一一二○一號至五一一二七二號),僑生四十七人(學號五一一二七三號至五一一二九至號,及五一一八○一號至五一一八二○號),大二時曾招收他校轉入的同學七人(學號五一一八二一號至五一一八二七號),總共一二五人。但是大一及大二期間,有十六位同學休學或轉系,也有十二位同學從他系轉入,故五十五年畢業的同學約一百三十人(加上補修學分同年畢業的學長)。由於全班人數多,雖有些課全全班一百多人一起上課,如西洋文學概論、社會學、心理學、英詩選讀及戲劇選讀等,但多數課分為兩至三班,甚至四至至五班,如大一英語會話,大二散文、文法與修辭以及翻譯與習作等。因本地生七十二人,常分為兩班上課,故有同學戲稱為「前段班」及「後段班」。我的學號在「後段班」之末,但居於全班一百二十多人的中樞,跟「前段班」的同學較少一起上課,對他(她)們較陌生,但與「後段班」同學以及僑生因常一起上課,故彼此較為熟識。下課後,因因常跟「後段班」男生一起討論功課,或一起到餐廳用膳,因此跟王春惠、朱育仁、蔡國男、余光久、黃顯意、林繁男與黃盛英,轉系生藍玄圃以及轉校生孫惠與陳榮昭等人經常相聚,甚至畢業工作後仍常相往來。可惜,朱育仁與與陳榮昭兩位同學後來失去連絡,遍尋未著,不勝無限懷念!

〈註一〉:于鳴冬教授,是山東省人,留學日本,曾任國立中興大學訓導長(一九四六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七月)及農業經濟系教授,後來轉任私立輔仁大學日文系主任(一九七○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七月),退休後移民前往美國加州與子女團聚,著有農產物的買賣交易(臺北市瑞成書局於民國四十九年出版)。

〈註二〉: 民國六十六年擔任外交部領事事務處簽證科長時,顔元叔教授(時已由台大轉任淡江大學英文系主任)曾找我協助外籍人士申請赴台參加「比較文學國際會議」的簽證事宜。當時向他提及「被當掉重修」乙事,他當即表示事隔十數年,但記憶猶新,並稱確因不滿我的「疑惑」,而決定不予及格,只是沒想到被當掉的,竟是當年經常在系辦公室走廊碰見的我(當年我是班代表,常出入系辦公室及系圖書館,經常在走廊碰見他,只是他一直不知道我是誰)!當時我抱持「公事公辦」的態度,不僅未曾「挾怨報復」,反而「以德報怨」給他不少禮遇與協助。世事確實難料,當年他因不滿而當掉的我,後來竟成他請託的對象!

〈註三〉:彭鏡禧教授所撰「懷念恩師顏元叔教授」乙文曾提及:「顏老師曾經叱吒風雲,引領一整個世代台灣文壇的風騷,地位有如18世紀英國文壇的約翰生博士(Dr. Samuel Johnson, 1709–84)。他對台灣英美文學界的貢獻可以說是全方位的;開創新猷,依我看,至今無人能及。 在課程上,他引進了美國大學的授課內容,並和朱立民教授聯手,合力設計了嶄新的外文系課程。他們除了把「英國文學史」從一學年改為兩學年,還增 加了一學年的「歐洲文學史」以銜接原有的「西洋文學概論」、兩學年的「中國文學史」(比許多中文系的要求更高),加上一學年的「美國文學史」──為了使學 生對世界文學有通盤的認識。另外增加了一門一學年的「文學作品讀法」,引進當時英美最新的閱讀方式。這些成了外文系必修的核心課程,合計就是48個學分。 這麼一來,學生的畢業門檻,從教育部訂定的最低學分數128倏然提高到一百五、六十。而且這幾門課的教材,與美國大學部幾乎相同。台大外文系作出如此重大改革之後,其他各校漸漸跟進,台灣的英美文學教育於是脫胎換骨,一時稱為「朱顏改」。負擔加重了,一般學生自然叫苦連天;但只要通過考驗,日後若繼續學術研究,因為有了比較扎實的根柢,多半能夠卓然成家。」

〈註四〉:《還鄉》(The Return of the Native)是英国著名作家湯瑪斯.哈岱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性格环境小说”,作品以英国西南部威塞克斯“一片苍茫万古如斯”的埃格敦荒原为背景,描写了五个青年男女不同的悲剧命运。其中的女主人公游苔莎是当代英国小说里被描写得最成功的几位女主人公之一,而故事发生的地点埃格敦荒原则是风景描写的典范。它是哈代的小说艺术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哈代的重要作品之一。

〈註五〉: 陸頌熙於1925年出生中國的北平。她的家原是住在靠近上海的宋明島,後來遷至青島。由於二次世界大戰,陸女士的家人將她送到上海的叔叔家。在她進入大學之前就先在上海大學的圖書館工作了,在那裡認識了任職該校英文的老師高樂民(Inabelle Coleman)宣教士。高教士是影響她生命的重要人物,因著高教士將耶穌介紹給她,陸女士就在滬江大學就讀時成為基督徒。

共產黨接管中國時,陸女士再遷到香港住在另一位叔叔家,高教士再次幫助她到美國完成她的學業。陸女士在美國十年間,曾就讀Meredith College, Peabody College和美南浸信會神學院,隨後她來到台灣工作。她主要的工作是在浸信會懷恩堂任音樂同工和青年詩班指揮。後來她又回到美國進入Westminster Choir College進修。

浸信會懷恩堂座落在台灣大學的正對面,因此學生工作成為教會的重點工作。陸小組就用宣教士的方法,她開始在台灣大學的外國語言中心教課,同時一面在教會中服事。這樣的服事模式使得陸女士有許多機會接觸學生並傳福音給他們,許多進到教會的年輕人都是大學裡的學生。

為了要提升學生的外展工作,教會在旁邊加蓋了一座學生中心。陸女士就住在學生中心二樓的一間小套房,並且負責該中心的服事。藉此她有更多的機會向學生們傳福音。

在學生工作者的角色外,她對音樂有極深的熱愛,或者可以說她對台灣基督教事奉的主要貢獻是在音樂上。因著她在音樂及英文語言能力的專才,她翻譯許多的聖詩、讚美歌,翻譯過的中文詩歌有好幾百首,懷恩堂的詩班總是在早崇拜中首次演唱這些歌曲。

陸女士在幼年時就隨從母親學習國畫,她當時不過是十幾歲的孩子,竟可以在母親的書房中學畫到廢寢忘食。她曾寫道:「我多麼喜歡看到一根根的樹枝,樹枝上冒出花,小鳥兒在旁邊飛。」小鳥成了她作畫中的主角。她同時也寫了一手好書法,曾經在美國開過好幾次的畫展。

1972年陸女士罹患乳癌,癌症的陰影從她十六歲時母親因著癌症過世便一直籠罩在她身上,她的阿姨也在她大學時因癌症過世,她最愛的高樂民教士以及她的一位同學都相繼死於可怕的癌症。陸女士都在這些至親好友身旁陪她們走完人生最後路程,所以總有一個問題總縈繞在她心裡:「我也會死於癌症嗎?」她寫道:「我的懼怕成真了,當醫生宣布診斷結果『你罹患乳癌』時,我甚至沒有驚訝或恐慌…。好像沒有什麼不正常,經過卅一年的追逐,這個可怕的敵人最後逮到我了,總之,我決意搏鬥到底。」

接下來的幾年她竭力的搏鬥,她用她的疾病祝福了別人,她寫了三本書《癌症與我》、《一顆小珍珠》和《我與癌症較量》都是敘述她與病魔搏鬥的經過,藉以鼓勵他人,並向人見證上帝在她生命中的大能。儘管在病痛中她仍持續在教會和大學的服事,直到1979年安息主懷。陸女士是得勝的,她回到愛她的天父懷裡,她終身奉獻自己的生命給神和愛她的人。浸信會懷恩堂為紀念她,成立了「陸頌熙音樂獎學金」,支持教會中有志於音樂訓練的青年音樂人才。
陸頌熙教授,是齊邦媛教授大學時的學長,當年她自组一个個女聲的班,她是指挥揮,齊邦媛是司琴。後來她赴美攻讀聖樂,學學成返台湾,在台北市懷恩堂作傳道人,負责聖樂及青年事工,並在台灣大學教授英文。之後,她們兩人在台重逢,又成同事後,逐漸成為知己。後來陸颂熙教授得了癌症,先後經過多次手術,照鈷六十和化療。台灣榮民總院的醫生因她進出醫院多次,且與醫生合作無間,送她一塊銀牌「外科之友」。她曾寫了兩本見證「癌症與我」(香港道聲出版社、一九七三)和「一颗珍珠」(台北市道聲出版社、一九七七),文藻隽永,筆調輕鬆流暢,笑中有淚,真情流露,顯示出超脱的人生觀,使許多人得到激勵。

〈註六〉:
憶黃祝貴教授
「國際組織與國際關係」是文學院中文、外文及圖書館等系的必修科,只上一個學期、兩個學分,一直是由曾任台大政治系主任的黃祝貴教授擔綱。記得大二期末考時,黃祝貴教授突然說:「XXX同學請站起來!」等XXX同學站起來後,黃教授接著說:「請坐下。考試後儘快到我家把你送的禮物拿回去,否則休想及格畢業。」原來XXX同學是重俢,而且那年將畢業,因怕重修又被當掉,故考前送禮到黃教授家去。

在場參加考試的同學約一百六十多人,看見上述一幕,莫不震驚不已,事後很多同學認為黃教授可私下勸誡XXX同學,不該讓他丟臉難堪!

那一幕像是把XXX同學殺了,但是其他一百六十多人卻得到生命中一次非常寶貴的教訓!

今天的馬英九總統像早年的黃祝貴教授嗎?(卓明)

黃祝貴教授略傳
黃祝貴,字建武,一九一三年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一九二〇年進入江陰縣河塘橋初級小學,一九二四年轉入無錫私立繼正高級小學,畢業後考入省立無錫初中,一九三一年畢業考入省立蘇州中學高中師範科,一九三四年考入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但半年後因故被退學,回去家鄉教書三年,一九三七年考入國立中央大學法律系。

一九四一年中大畢業後,進入中國國民主義叢書編輯委員會擔任幹事,次年轉調中央圖書館服務,一九四四年在重慶結婚,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復員遷回南京,因搬遷有功,連升三級,調任央館總務組幫辦,一九四六年考上自費留學考試,一九四八年夏赴美,在喬治亞大學進修半年,同時進入國會圖書館實習,一九五三年取得肯塔基大學國際公法學博士,同年二月回到台北,應聘到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任教,前後共三十二年,一九八五年届齡退休,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八十二歲。

黃祝貴教授在台大任教期間,曾擔任政治系主任兼研究所長,以及法學院長。楊樹人教授在所撰「憶黃祝貴教授」乙文中,曾說黃教授「為人正直,品學兼優,可以服眾,堪當此任」,故擔任院長「三年平安無事,弊絕清風」,足以徵驗「五百年前孔聖『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名言」。黃教授在政治系、所授課外,又在文、理、醫三學院各系講授「國際組織與國際關係」,汪清澄教在所撰「黃祝貴教授的一生」乙文中,說黃教授共教過各系「學生一萬六千七百四十一人,論著三十餘篇」,並稱讚他「教學態度認真嚴謹」,「每天均由外國報紙收集新資料,由於內容新鮮充實,分析前因後果,使學生能有系統地瞭解每一件事,他堅持要給學生真實的知識,為人處世,一秉忠誠,這樣才能收言教身教之功,他的表現很受歡迎」等,故前中央研究院長李遠哲曾說「經過三十多年,仍留下這麼深刻印象的老師,還不太多,特向黃祝貴教授表示敬意」。此外,黃教授曾應學生社團之邀請,多次發表演說,並留下「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名言!(卓明)
〈註七〉:民國五十二年暑假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假淡水淡江大學校園舉辦夏令營活動,為期兩週,當時政大外交系同學有方娟娟與蒙天祥等同人參加。因方娟娟同學與我同是台南人,為了報考政大外交研究所,後來曾曾寫信向她洽借「西洋外交史」筆記,惠蒙她迅速寄下借給,雖然我與外研所無緣,但至今仍對她感激不已。聽說她畢業後曽考入「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可惜未及當面向她致謝,不久就又聽說她已英年早逝,每每思及此事,總不禁深感愧惋。

〈註八〉:何尚先教授專攻民、刑事訴訟法,在台大法律系日間部講授民、刑事〉訴訟法課程,另在夜間部講授國際公法。他自謙國際公法非他專長,建議我去法學院政治系,旁聽他老師雷崧生的國際公法。

〈註九〉:在校期間曾與林景煌兄一起上歷史系柯恩(Dr. James Cohen)教授的「美國外交史」,畢業服畢兵役後,又和他在台大正門對面的巷子裏,合租一間公寓住在一起,直至他偕同夫人胡達香女士出國深造。林景煌兄學成後曾在聯合國服務,現仍寄寓紐約。

〈註十〉:葉夢銘先生原是職業軍人,外交行政人員普考及第後轉任外交部,並就讀台大夜間部法律系,參加五十四年度外交特考榮獲榜首,後來外放泰國,升任二等秘書,於民國六十四年中泰斷交後辭職赴美。另當時外交領事人員特種考試應考年齡之上限為三十五歲,但已進外交部服務者不受該項限制。

〈註十一〉:當年報考外交領事人員乙等特種考試須服畢兵役,且年齡限制在三十五歲以下,特考分為三試:第一試為國文及外國語文(分為英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及德文等五種,後來增加俄文,韓文、土耳其文及阿拉伯文等),第一試及格後才得參加第二試;第二試共考九專業科目:國父思想(三民主義)、憲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貿易、各國政府與政治、中國外交史、民法總則及海商法。第二試及格後才得參加第三試;第三試是中、外語口試。

〈註十二〉:柯華倫教授後來轉任馬利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現在已退休。他專攻美國與亞東各國關係,獲奬無數,著有專書十二本、彙編七本,以及兩本教科書。近作有「美中關係」(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無淚的帝國」(Empire Without Tears)、「蘇俄強權時代的美國」(America in the Age of Soviet Power)、「世界中心亞東」(East Asia at the Center)、「沒落的美利堅帝國」(America’s Failing Empire)及「冷戰後美國外交關係」(U.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the Cold War),最新出版「一九四五年至今美國地位的挑戰」(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 1945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2013)等。

〈註十三〉:蘇維熊 一九○八年出生於新竹北門外崙仔(蘆竹湳庄 )一九一七年入新竹公學校,後轉入新竹尋常高等小學,一九二四年就學於台北第一中學,一九二八年,考入台北高等學校,一九三一年考取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英語科。一九三二年三月,與張文環、施學習、吳坤煌等人組織「台灣藝術 研究會」,此一純粹的文學研究團體,宗旨全在促進台灣新文藝的發展,喚起留日青年學生們的民族意識,為達到此一目的,再另發刊「福爾摩沙」,做為機關雜誌。同時發刊「福爾摩沙」,在發刊宣言中,強調要「從新創作台灣人的文藝,決不俯順偏狹的政治和經濟所拘束,將問題從高遠之處觀察,來創造適合台灣人的新生活」。五月、被推舉為福爾 摩沙雜誌編輯部長,七月創刊號發行,「創刊之辭」係由維熊撰寫(註一),大致與三月之宣言相同。迄於一九三三年 止,前後發行三卷,在此期間,作品以新詩為主,並常在作品後註明「讀做台灣白話」。福爾摩沙雜誌鼓吹台灣新文學,宣揚民族思想,大遭日本公安警察側目,故雖於東京帝大畢業時,取得中等學校英 語科教員任用資格,但欲謀一教職而始終不可得,遂轉而從商,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間,任職張東隆商事株式會社(註二),商餘仍不斷勤學自修。一九四六年,任教於台 灣大學外文系,得償宿願。一九五二年負笈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回台後主授英詩及莎士比亞。維熊治學嚴謹,望之儼然,實則談吐詼謔,幽默連篇,福爾摩沙雜誌同仁描會其為「現代的哈姆萊特與浮士德的混血兒」(註三),學生常於課堂之餘,前來其家中討論研究。 一九六八年,胃病宿疾轉為肝炎,體氣衰竭,溘然長逝 。著有「英詩韻律學」,一九六七年商務發行。
註一:施學習 台灣藝術研究會成立與福爾摩沙創刊(台北文物第三卷二期)。
註二:蘇維熊先生行述 。
註三:莊永明 台灣名人小札:有黃色先生之稱的教授。(摘自新竹市文化局網站〈藝文旅遊〉《人物誌》)

〈註十四〉:排長何成康少尉於民國五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於成功嶺臨別前夕」,在我的「五十五年度大專院校學生暑期集訓訓練班第一團第一營第五連通訊錄」底頁寫了下面一段祝福的話:「鳥兒為你歌唱,花兒為你芬芳,雙親因你而驕傲,姊妺因你而歡躍,你是家庭之燈光,榮宗耀祖,責任在你的肩上。孝順父母、友愛姊妺,把祖業發揚,把祖業發揚。願以此祝頌你是潘家獨生子,又能努力讀書,畢業大學。何成康於成功嶺臨別前夕54.8.26」。

〈註十五〉:顔有証老師的訃聞(Obituary for Mr. Yu-Cheng Yen):
Mr. Yu-cheng Yen(顏有証), of Kirkland, Washington passed away on Tuesday, January 11, 2011 in Evergreen Hospital following a brief illness. He was surrounded by his family. Born in Taipei, Taiwan on January 29, 1933, to Mahn Zhang Yen (顏張滿) and Jin-Go Yen(顏金溝), Mr. Yen was a resident of Taipei, Taiwan; Okinawa, Japan; and Kirkland, Washington during his life time. Mr. Yen received his Bachelor’s degree in English from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wan in 1956. He also attended University of Hawaii, an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s a Fulbright Scholar. Mr. Yen was a devoted teacher and is remembered by many of his students. He taught English at Taipei First Girls’ High School, and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e was employed as a translator by the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of the US Government, and moved to Okinawa, Japan in 1977. Mr. Yen retired in 1996 and moved to Kirkland, Washington. Mr. Yen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Hsin-Huei Yen (陳幸惠) of Kirkland, Washington; his son Owen Yen(顏承基) and his wife Laura Davis of Snohomish, Washington; his daughter Christina(顏瑤珀) and her husband Greg Wright; and his two grandchildren Madeleine and Marcel Colvin, all of Kirkland, Washington.

〈註十六〉:民國五十七年一月廿七日「五十六年外交領事人員特種考試」放榜及格後,我仍被分發留在禮賓司護照科工作。那年七月間,我曾報考「奧地利公費留學考試」,由於畢業後服役那年,立志湔雪前恥,忙著準備參加政大外交研究所考試,役畢進入外交部工作後,又忙著準備參加「五十六年外交領事人員特種考試」,換句話說,畢業後己整兩年沒去摸過德文,臨陣擦槍,陣亡自是意料中事。何況,那年文法理工醫五個學院僅各錄取一名,而我報考的是歷史學門,專菐科目又比不上歷史系的正科生!儘管落榜,但能重拾德文,仍不失為重大收穫。在外交部工作三年後,幸運外放去日本橫濱服務,在日工作兩年三徊個月期間,除了學習日文外,也曾買了幾本日本名家編著的德日字典及三好助三郎教授所著的「新独英比較文法」等書籍,並不忘偶而翻閱一番。

〈註十七〉:民國五十一年入學時,全班共一百十九人,本地生七十二人(學號五一一二○一號至五一一二七二號),及僑生四十七人(學號五一一二七三號至五一一二九九號,及五一一八○一號至五一一八二○號),大二招收他校轉入的同學七人(學號五一一八二一號至五一一八二七號),總共一二六人。但是大一及大二時,有十六同學休學或轉系,也有十二位同學從他系轉入,故五十五年畢業的同學約一百三十人(加上補修學分同年畢業的學長學姊)。由於全班人數多,雖有些課曾是全班一百多人一起上課,如西洋文學概論及社會學,但有些課則分為兩、三班,甚至四、五班,如文法與修辭、散文,翻譯與習作及英語會話等。因本地生七十二人,常分為兩班上課,故有同學戲稱之為「前段班」及「後段班」。我的學號在「後段班」之末,跟「前段班」的同學較少一起上課,故對他(她)們較陌生,但是與「後段班」同學及僑生經常一起上課,故彼此較為熟識。兹將全班一百二五位同學分成七類如左:
〈一〉本地前段班女生:吳美智、王原子、陳淑容、趙慶德、劉 湄、楊澄月、曹淑蓉、黃淑美、張其真、郭豐聲、劉淑
娥、馬以南(轉農化系)、陳世姿、楊梨惠、李啟範、張致泉、韋焯瑩、丁菡婴、吳千芳、吳素慧(轉心學系)、
洪美和、黃美彌;
〈二〉本地前段班男生:郭正彥(轉農化系)、魏武雄(轉經濟系)、吳自然(轉歷史系)、蔣智揚、呂武吉、溫仁柾、張大
山、游萬和(轉商學系)、張堃泰、傅運籌、李國寶、楊嘉書、林秀雄(休學)、曹文彬(轉商學系);
〈三〉本地後段班女生:張天保、江蕙美、陳素芬、黃信媛、周幸幸、許莎麗、陳幸珍、甘瑪琍、楊厚菁、左四臧、李雅
惠、許雲娥、袁小冬、莊芳美、李曼俐、胡穎琦、楊秀枝、吳怡青;
〈四〉本地後段班男生:蕭 藩(轉歷史系)、周克亭、王春惠、朱育仁、蔡國男、余光久、翁業煌、黃顯意、李清源(休
學)、王高津(轉商學系)、林繁男、張 凱(休學)、黃盛英;
〈五〉僑生:蔡元評、劉瑞友、陳明雲、彭真穎、麥洵冰、謝 婷、李麗珍、沈燕如(轉校)、陳碧雲、范秀瓊、陳妮珍、
古意求、王國芝、徐曼玲、黃乃漢、董利中、曾大偉、劉寶珍、吳谷岳、劉華強 、錢久念、楊申明、丘民光、許崇
明(轉商學系)、蕭順景、趙冬梅(轉圖書館系)、趙桂萍、達小梅(轉圖書館系)、李仕金、陳華山、韋福兒、黃雪
蘭、馮璧雲、侯玉蘭、呂展望、馬周梅(學號511820)馬光炯、蘇榮光、沈 鐳;
〈六〉本校他系轉入生:藍玄圃、魏春輝、范雙華、城滿惠、胡家利、沈登贊、蘇 慶、周小英、陳重瑜、黄幸慈、莊妍
貞、貢小萍、蔡和枝;
〈七〉他校轉入生:孫 惠、楊中楠、黃仲珊、許文宏、張村慶、劉修敍、陳榮昭。

〈註十八〉:畢業服完預備軍官役後,因報考政大外研所再度受挫(詳請參閱第九章),升學無望情形下,我乃於民國五十六年十月九日,以「五十五年度外交行政人員普通考試」及格的資格,進入外交部擔任委任科員,並於同年十一月參加「五十六年度外交領事人員特種考試」(相當高等考試),順利通過三試,並經受訓考核後,於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晉升荐任科員。陳雍健與林繁男二人役畢後,相偕進入政大外研所就讀,陳雍健於五十七年底參加外交領事人員(語文)特考及格,受訓半年後,奉派前往紐西蘭學習語文兩年,期滿回外交部服務兩年後,辭職回去紐西蘭與他留學期間認識相戀的馬來西亞籍華裔女友結婚,從此離開外交戰場。林繁男就讀外研所期間,身兼大華晚報、經濟日報及中央廣播電台等處編譯工作,榮獲外研所碩士後,又自行創業,編輯出版YELLOW PAGE(英文電話簿),於是放棄早年立志外交的初哀。從而,只我一人在外交戰場上孤獨無伴,奮鬥了近四十年!

※ 大學四年課程:
大一:英文(Sister Michelle)、國文(葉慶炳)、英語會話(Sister 白敬明)、西洋文學史(Dr. Ohara)、中國近代史(徐家驥)、西洋通史(李邁先)、理則學(殷海光)、軍訓(李廣成)及體育(林承謀)。

大二:英國文學史(顏元叔)、散文(聶華苓)、英文文法與修辭(卓貺來)、翻譯寫作(蕭廉任)、德文(一)(周學普)、英文小說(張心漪)、社會學(Dr. Ohara)、演說與辯論(美國人,已忘其名)、及體育(林承謀)。

大三:西洋古典文學(郭博信)、英文教學教法(顏有証)、英詩(蘇維熊)、德文(二)(周學普)、心理學(李X,已忘其名)及美國外交史(Dr. Warren I. Cohen)。

大四:戲劇(黃瓊玖)、西洋古典文學(陶雅谷 Father James Thornton)、英國文學史(李本題)、圖書館學(Dr. Fuller)、德文(三)(Dr. Wietsmock)。

另有美國文學(朱立民)、英國浪漫文學(英千里)以及莎士比西亞(陶雅谷 Father James Thornton)等,但均未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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